一、中國跨國企業形成的超前性
如前所述，企業國際化成長是以其國內成長為基礎的。由於我們用銷售規模及其增長來表示企業成長，企業國內成長達到一定水平後，為擴大銷售規模，必須實現市場區位的多元化，即把經營活動向國外擴展。由於不同類型國家進行工業化的時間不同，導致工業化過程中企業成長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具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中國家，這個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命題：相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在工業化早期就較普遍地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實現市場區位多元化。由於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標誌著一家企業由國內經營企業轉變為跨國企業，因此，該命題也可表述為：相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跨國企業的形成具有超前性。本書對這個命題的證明，是從企業成長所麵臨的超級環境和後進國家工業化過程特征的角度進行的。
中國作為後進的發展中國家，從70年代末開始僅有極少數企業向跨國企業方向成長，在十幾年時間裏，跨國企業從無到有迅速發展，現在擁有的跨國企業數量及其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中已居於領先地位，1995年中國已有7家跨國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最大50家跨國企業行列（UNCTC，1995），而目前中國是處於工業化過程的早期階段，因此，相對於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後期或完成以後企業才普遍通過跨國投資實現市場區位多元化，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工業化早期階段，企業國際化成長就較普遍地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實現市場區位多元化，而且發展速度更快，也就是說，中國跨國企業的形成也是超前的。可以根據前麵的觀點做出簡要分析。
第一，中國企業國際化成長真正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該時期的國際經濟環境對跨國企業的超前形成具有重大影響。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開始的經濟調整，一方麵表明它們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另一方麵也推動了經濟服務化的步伐，到8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服務部門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5%~65%左右，發達國家向後工業社會的結構調整大致完成。這種調整的核心內容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及相應的新產業建立和對原有產業的改造，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交通、通訊和信息技術使國際經濟活動的有形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幾乎所有經濟體的製度變革方向均是朝向放鬆管製的自由化，市場機製成為所有國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這種經濟開放化和體製市場化，極大地降低了國際經濟活動的製度性交易成本。上述因素導致80年代以後的經濟“全球化”，表現在國際間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增長迅速，達到空前規模。全世界出口額從1980年約1 。 8萬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約3 。 4萬億美元，1994年為4 。 4萬億美元。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增長速度在1985~1990年期間的名義增長率為34%，大大高於同期世界商品出口增長率（13%）和世界生產增長率（名義GDP12%）。國際範圍的金融交易在8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具有自我配套服務、自我支撐與自我運轉的龐大體係，從交易額來看1991年的跨國界的金融流動約200萬億美元，相當於同年國際出口貿易額的40多倍，經濟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指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與經濟活動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趨勢相並行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80年代中期以後，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得新的動力，其標誌是歐共體的成功擴大及其政策措施的深化；美國也認識到自由貿易區的好處，推動了北美自由貿易聯盟的形成和擴大；在亞太地區形成APEC這樣的新型國際協調機製；拉美、加勒比、非洲、東南亞、大洋洲均形成形式各異的區域一體化倡議，力圖啟動已有組織，並建立新的組織。因此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國際經濟關係的一個突出特征。
中國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改革重點轉向城市，以企業經營體製改革為核心，進行配套的資源配置體製（物資、外貿、金融體製）和宏觀政策（價格、利率、彙率體製）的改革。對外開放也由試點進入沿海城市、沿江城市、沿邊地區到內地開放的全麵推進階段。90年代確立了向市場經濟全麵轉軌的改革目標，並加快了開放進程，使出口規模擴大的同時，進出口結構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同時中國還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吸引國外資本最多的國家。
上述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就是80年代後中國企業成長的背景。一方麵是開放導致的國內市場國際化，另一方麵是為了平衡國際收支的出口壓力，使企業成長為直接麵對國際競爭。這時的中國各類企業，無論是生產經營技術還是管理技術均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但不僅沒有被國外產品和國外企業擠垮，反而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起來，新興產業和企業也是在這種國際競爭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這裏依靠的就是動態地利用比較優勢，即通過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內企業的成長，形成國家水平的積累，建立起暫時還沒有比較優勢的新興產業和企業，隨著發展過程的進展，新興產業和企業逐步成長和自立，成為新的增長基礎，由此牽引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轉換。正是中國企業成長較早麵對國際競爭的環境，從而有利於較快地學習和積累國外的“市場知識”，有利於較快地縮小企業與國外市場的“心理距離”。根據前麵（第3章）的分析，市場知識的擁有量與企業選擇直接投資的概率成正比，而心理距離的大小與企業選擇直接投資的概率成反比，由此可以解釋中國企業較早進行跨國投資的原因。
第二，企業管理能力的較快提高，是中國跨國企業超前形成的條件。企業出於不同動機，通過跨國投資建立國外子公司或附屬機構，需要擁有相對於當地企業的特有優勢，或者是經營活動方麵的技術優勢，或者是管理活動中的組織協調能力方麵的優勢。前麵已經證明，對跨國企業來說，後一方麵優勢更為關鍵，從事成熟產品經營的企業，雖然不一定具有經營活動方麵的特有技術優勢，但可以憑借管理活動的能力形成較低交易成本的優勢。發展中國家企業通常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成熟產品，可以通過管理能力形成的優勢作為跨國投資的特有優勢。發展中國家企業之所以能夠形成管理能力方麵的優勢，正如前麵所分析的，主要是由於管理技術與生產經營技術不同的特點所致。
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企業成長過程中，通過對引進技術的模仿、消化和吸收，以及當地化創新，在經營技術和管理技術方麵均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並在某些方麵形成自己的特有優勢。由於管理技術的前述特點，中國企業在管理方麵的特有優勢更明顯，例如海爾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已成為世界前沿的管理案例。中國企業在管理方麵的重大進步主要有以下方麵：（1）借鑒國外企業的經驗，短時間內使不同水平的企業形成適應本企業需要的管理理念。發達國家企業的管理理念經曆了生產導向管理、營銷導向管理、質量和技術導向的管理、適應環境導向的管理以及戰略管理等階段，這些不同階段的管理理念既是與企業當時所處的外部環境相適應而發展起來的，也適應不同時期企業的內部條件。中國企業成長麵對前述背景，使企業需要較快適應變化的環境，形成相應的管理理念，發達國家企業在不同時期積累的管理理念可以直接為中國企業所借鑒，並且具有比較綜合的充分空間。（2）企業成長過程中內部管理結構直接借鑒了發達國家已有的模式和經驗，短期內得以形成相當數量的大型企業（集團）。按照錢德勒（1977）的觀點，現代企業的標誌是層級製管理體係的形成，為此需要相應的組織結構，發達國家企業發展起來的大型企業的事業部製、矩陣製等企業組織體製，在中國企業集團化發展中被直接應用。1995年底，全國企業集團形式的大型企業就有14 000多家，是中國各個行業的支柱和骨幹，它們均是直接采用了發達國家已有的組織結構形式。（3）直接運用了發達國家企業發展的大量具體管理製度、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中國企業的股份化改造和股份製企業的建立，以及相應的股份製企業內部治理安排，完全模仿發達國家的經驗，節省了大量的探索時間和創新成本；1993年企業按照國際慣例直接實行新的財務會計製度，使企業的核算、信息提供等，可在較短時期內達到國際規範的標準；企業的全麵質量管理是發達國家企業在20世紀70~80年代才普遍推廣的，中國企業基本上隨後就立即引進和實施了這項先進的管理方法；企業內部的計劃管理、庫存管理、采購管理、銷售管理等許多管理方法均是采用從國外直接“拿來”的辦法。此外，企業管理中的計算機化與發達國家企業幾乎是同步實現的。正因為中國作為後進國家，企業成長過程中管理技術和技能的引進、模仿較快，使得在工業化早期，企業就能具備組織和協調跨國投資和國際化生產的管理能力，這是中國跨國企業形成超前性的條件。
第三，工業化過程的後發性是中國跨國企業超前形成的原因之一。因為後發性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早期，企業國內成長以多元化形式為主導，企業成長的外部依賴程度較高，以及企業成長中技術和產品選擇的生命周期尾部特征，這三個方麵均與企業國際化成長過程中選擇直接投資方式直接相關。後進國家在工業化早期，企業國內成長就以多元化為主導形式，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尹義省（1999）從1993年中國500家最大企業中隨機抽取292家樣本企業，對它們的成長方式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采取不同程度多元化形式實現成長的企業占78 。 7%，盡管考慮到中國大企業體製的具體情況，有些多元化可能是被迫進行而非企業的自主性行為，但在工業化早期階段的企業成長就以多元化為主導形式，與發達國家工業化相似階段形成鮮明對比這一點，應該沒有問題。
中國企業成長過程中的對外依賴程度，可以大致從貿易依存度方麵顯示出來。1980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依存度為12 。 6%，1994年為43 。 9%，而1994年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比率分別為17 。 8%和14 。 3%。
中國作為後進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過程中的產業和產品選擇空間較大，但通常是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或產品的企業具有較快的成長速度，因為這些產業或產品在發達國家屬於成熟產品，但在發展中國家屬於新產品，具有潛在的市場需求。這些產品以成熟技術為基礎，經營技術的學習和模仿比較容易，其要素比例也與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更符合，雖然不存在創新產品的超額利潤，但通過發揮發展中國家管理活動方麵的比較優勢降低交易成本，並通過規模經濟的利益，仍然可以獲得國際競爭優勢，並在較短的時期內進入國際化成長階段，實現企業向跨國企業轉變。我國家用電器產業中的企業成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四，工業化過程的趕超性是中國跨國企業超前形成的又一原因。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趕超性特別明確，20世紀50年代就是在“趕英超美”的口號下，製定和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中間雖然經曆挫折，但這種戰略的指導思想始終未變，1978年的冒進就是例證。70年代末以後，雖然放棄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但並不等於放棄趕超戰略，隻是改變了趕超戰略的具體形式，即通過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的開放戰略實現趕超，相當於格裏芬（1989）的“開放經濟戰略”。作為後進國家，實施開放經濟戰略可以加快趕超速度，不論對小國還是大國均是有效的，東亞國家和地區與中國20多年的經驗就是證明。
中國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開放經濟趕超戰略，對企業國際化成長的影響既表現在加快企業經營技術和管理技術的能力積累方麵，也表現在推動企業拓展國外市場的經營戰略方麵。資本品進口、許可證交易和外國企業的直接投資是國內企業獲得國外各類技術的基本途徑，擴大這三方麵交易規模是開放經濟趕超戰略的重要內容，因此，我們從上述三方麵的流入規模就可以判斷趕超戰略對企業技術能力的影響效果。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進口資本品，使企業通過逆向工程學習國外技術，是最簡單的技術來源渠道。中國進口規模從1980年200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 291億美元，更重要的是，進口產品結構的初級產品與工業製成品之比，由1980年的34 。 8∶65 。 2變為1995年的18 。 5∶81 。 5，工業製成品中包括資本品，這能夠大致反映出企業通過進口渠道所獲得的技術的規模及其增長。由於直接投資是一攬子經營資源的移動（小島清，1985），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入規模最顯著地反映國內企業的技術獲得情況。從1979年到1997年，中國共批準國外直接投資項目30萬個，協議外資金額5 187億美元，實際利用額2 208億美元。隨著國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和“三資”企業的出現，國內企業學到了更多的國外先進技術，包括生產、營銷和管理的技術。這些均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和中國跨國企業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政策含義
第一，對發展中國家和中國跨國企業形成的“超前性”概念需要準確理解，在此基礎上認識製定統一對外投資政策的必要性。我們這裏使用的“超前性”是一個實證性的概念，而不是規範性的概念。實證性是指它表述的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過程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即相對於發達國家，由於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所麵臨的較高程度的經濟國際化環境，以及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後發性和趕超性的特點，使這些國家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就較普遍地出現企業通過跨國投資方式實現市場區位多元化，從而形成跨國企業。管理活動在企業國際化成長中的重要性，以及管理技術模仿與移植成本較低的特點，使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通常具有管理方麵的相對優勢，成為這些跨國企業的特有競爭優勢。也就是說，中國作為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的早期階段出現跨國企業是一種必然現象，並非是偶然現象。這意味著在較低發展階段，就需要把企業對外投資納入對外經濟政策的總體框架，形成外資流入和對外投資協調性的政策機製，製定統一的對外投資政策，建立統一的對外投資管理機構。中國目前的對外投資方麵缺少統一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機構，根據現有規定，對外投資1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由外經貿部審批；需要向中央申請貸款的項目，均需外經貿部審批，必要時還要國家計委審批。100萬美元以下的一般性項目由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或國務院各部委直接審批（國家外經貿部，1985）。形成對外投資的多頭管理，以及對外投資審批的繁瑣程序，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對外投資的進行。以外彙審批為例可見一斑，企業對外投資之前，要先由外彙管理部門對投資外彙風險、投資回收期計劃等進行審查，此類審查結論和國家主管部門的批準文件、投資項目合同及其他相關文件，作為向外彙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和投資資金彙出手續的必備材料，辦妥上述所有程序之後才能彙出資金。用境外投資利潤再投資也要經過外彙管理部門的審批（張貴岩，1997）。這些複雜的審批程序提高了企業對外投資的交易成本，不利於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
對外投資政策不統一和複雜管理程序與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有關，即認為中國現階段處於存在儲蓄缺口的階段，不應該把國內稀缺的資金投資於國外。首先，前麵的分析已經顯示，對外投資是企業國際化成長的一種方式，不單純是一種資金的流動，是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實現成長目標的手段。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企業僅限於在國內市場獲取相對保險的利潤已經變得越來越不現實（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5）。尤其在中國目前階段企業對外投資主要是以保護和擴展出口市場的條件下，企業對外投資與銷售規模正相關，從而直接決定企業的成長可能性。其次，對儲蓄缺口和外彙缺口要動態地看。實際上中國從90年代開始，已經出現了儲蓄和外彙雙盈餘，從1990~1996年，除1993年出現雙缺口之外，其餘年份均是雙盈餘，中國在儲蓄和貿易盈餘條件下仍然有大規模的外資流入，這種現象已受到各方關注。實際上這可能與中國的產業升級有關，即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新興產業，而中國的某些成熟（傳統）產業已出現國內供給過剩，需要向國外轉移實現結構調整。最後，企業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一樣，也是利用國外資源的一種方式，通過引進外資獲得某些稀缺的經營資源是傳統的方式，但不是惟一方式。國內企業利用某種優勢直接到國外投資獲取其所需的經營資源，提高整體競爭能力，是更積極的途徑。例如，海爾集團就是利用自身的管理優勢到美國投資，在當地融資金、融技術、融智力，提高企業的整體競爭力。此外，還要綜合考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的關係（胡德和揚，1979；小島清，1985），充分認識企業跨國投資對企業競爭力提高的重要性，以及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業績之間的聯係（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5），而不是僅僅看到國內企業跨國投資的資金流出。
第二，要從動態角度和管理活動方麵認識發展中國家和中國跨國企業的特有優勢，在此基礎上確定對外投資政策指導思想。已有的跨國企業理論中關於企業優勢與跨國投資關係的支配性觀點是，因為企業擁有特有優勢而對外投資。但如果動態地看，企業優勢實質上是過去投資活動的結果，因此目前的投資也可以是尋求、保持或發揮企業所擁有的優勢。
企業優勢是其擁有的某種能力的具體表現，是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以市場份額、利潤、增長率衡量的業績超過競爭對手，由於這些業績均與市場對企業產品或服務的需求有關，因此，波特（1985）認為，競爭優勢歸根到底出自於一個企業能夠為產品購買者創造的價值，或者是以低於其競爭對手的價格給購買者提供相等的價值，或者是以高於競爭對手的價格提供差異化的產品，使購買者獲得更高的價值，足以彌補高出的價格部分。
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在市場競爭中贏得競爭優勢，其根源在於企業內部具有某種相對於競爭對手的不同資源和能力。在競爭性的市場上，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可以永遠保持競爭優勢，因為企業擁有的任何生產要素和資源，其他企業均可以設法擁有，因此，新企業進入那些存在經濟利潤的行業，加劇競爭，使現有企業的經濟利潤趨於消失。但現實中卻可以發現有些企業能夠持續地享有經濟利潤和擁有競爭優勢，其原因何在呢？按照資源基礎論的企業戰略理論，企業競爭優勢來自於企業獨有的資源存量和運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持續的競爭優勢來源於企業間持續存在的資源—能力差異。從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資源—能力差異形成企業的“經濟租”，即由於某種資源（要素）的供給固定而需求較大所導致的要素報酬大於競爭市場中的報酬部分，這是李嘉圖分析地租時最早提出的，可稱為“李嘉圖租金”。如果某一企業擁有的資源—能力具有這種特征，也可以獲得經濟租，它構成企業的壟斷利潤。為了持續獲得這種經濟租，隻有兩種方法：一是人為的壟斷，即通過人為設置法律或某種無形障礙，限製競爭對手獲得某種經營資源；二是創新，即企業通過投資支出，在技術、市場、組織、供給來源等方麵創造新的形式，獲得有別於其他競爭對手的資源和能力，這種通過不斷創新獲得的經濟租可以恰當地稱為“熊彼特租金”，隻有通過不斷創新持續地獲得“熊彼特租金”，才是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不竭源泉。
正是因為所有企業均需通過不斷地創新才能獲得和保持優勢，所以，從動態的角度才能把握企業特有優勢的本質。企業成長過程也就是具體優勢的不斷轉換和企業總體優勢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通過企業各種形式的投資支出實現的，這些投資支出就是企業意識到已有優勢無法持久所做出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支出是一種尋求優勢的努力。企業跨國投資隻是在更大市場範圍所做出的努力，隨著國內市場開放度的提高，這種努力的重要性也逐步提高，因為企業的競爭對手不僅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因此，需要把中國企業的跨國投資看做是尋求優勢的行為，而不單是國內資本的流出。如果政策的立足點是增強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就需要製定符合企業成長規律的對外投資政策措施。
對中國跨國企業特有優勢的認識需要充分考慮企業優勢的多樣性。由於跨國企業的國別、行業、規模的不同，所擁有的具體優勢存在區別，如果按前麵把企業活動分為經營活動和管理活動兩大類的方法，相應地把技術分為經營活動技術和管理活動技術，不同發展水平國家跨國企業之間的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比較優勢的性質。因為，首先，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通常較多集中於成熟產業或產品，而這類產品生產經營中的優勢更多取決於企業的管理能力；其次，相對於經營技術，管理技術或技能較容易學習，並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較小（見第三章的證明）。所以，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往往在管理方麵。企業管理方麵的知識和能力積累以及管理創新更多地依賴於幹中學，包括與發達國家企業的各種形式合作、企業本身的經營活動擴展等，要使政府的對外投資政策更有效，需要考慮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企業的比較優勢所在，以便製定更恰當的政策措施。
第三，在全麵理解母國利益和跨國企業利益關係的基礎上，構建對外投資政策的基本框架，促進中國跨國企業的成長壯大。從理論上說，企業對外投資的利益與母國政府的利益既有一致的方麵，也有不一致的方麵，因此，對外投資政策涉及複雜的權衡。發達國家不同時期為了限製本國資本流出，也曾采取過外彙管製、資本輸出限製和對企業跨國投資的審批製度。20世紀80年代之後，上述限製性措施才逐漸被取消，采取了一些列鼓勵和促進本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外彙資金，並擔心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資本外逃，基本上均采取禁止或限製性的政策。
中國的對外投資政策也屬於限製性政策，並且是較嚴格的限製性政策。隻是由於在企業的尋求資源和尋求技術型對外投資方麵，政府利益與企業利益相一致，所以企業的這類對外投資通常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從企業成長角度來說，尋求市場和尋求效率型的對外投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而這種對外投資的企業利益與母國政府利益存在不一致之處，因為企業從增強競爭力的考慮，隻是企業的可能利益；政府考慮到企業跨國投資對國際收支、國內投資、國內就業等宏觀層麵的可能負效應，以及資本外逃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可能性。這種利益不一致是政府限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依據。但是，這裏有以下幾點值得考慮。首先，雖然對企業跨國投資與母國利益關係的研究相對薄弱，但已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證明，企業跨國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和就業等宏觀層麵的影響，並不是直覺上反映出來的確定負效應，而是具有不確定性（胡德和揚，1979）。其次，企業競爭力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如果是企業自主進行的跨國投資，一定是經過綜合權衡有利於自身競爭力的決策，這種投資對母國的帶動效應和示範效應，對提高本國整體的競爭力一定具有積極作用。最後，在各國均傾向於開放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本國企業對外投資與國外企業對本國投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的聯係，這在寡占性行業很容易發生。綜合上述考慮，傾向於企業利益的對外投資政策可能是有效率和有效益的政策。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隻能是漸進地向自由化方向發展，而不可能快速實現自由化。目前的主要政策任務應該是製定關於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專門法律，建立負責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專門監管機構，為國內企業提供統一透明的法律框架，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信息係統，向國內企業提供有關東道國的信息以及相關的谘詢服務；加快與其他國家簽訂投資保護方麵的協定，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提供較為理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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