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際，契約租佃經濟取代中古田製經濟；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加速向長江流域轉移；漢唐以門閥世族為主體的貴族政體，至宋演變為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官僚政體；漢唐時期以奴婢、部曲為代表的賤民階層向平民階層轉化；把農民固著在土地上的地著體製向遷徙自由的流動體製轉變等等，均是唐宋時代巨變的真實寫照。早在1910年，日本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發表長文，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的結束，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始，揭開了唐宋變革期討論的序幕。此後宮崎市定從社會經濟變遷方麵，豐富了內藤湖南的學說，其主要觀點集中反映在《從部曲到佃戶》這篇長文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京都學派的上述觀點受到東京學派的持續反駁，他們認為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終結，是中世社會的開始。這兩大學派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互相詰難，將唐宋變革期這個問題突現在學術界麵前。1954年，我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論韓愈》一文中即已指出：“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的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近年來，關於唐宋變革期的討論日見激烈，但中國古代社會曆史在唐宋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基本結論已為國內外史學界所認同。美國學者包弼德（Peter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況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後日本史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係層麵問題的研究情況。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況》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也吸引了國內不同領域學者的關注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麵地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不少學者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從文化、政治、階級、階層、經濟、婚姻等角度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係列問題再認識，推動了對唐宋時期社會變遷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
學術界大多認為，在唐宋時期，古代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發生著全方位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轉折點在唐朝。一般以安史之亂為界，把唐朝分為前、後兩期。從傳統經濟的發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從秦漢以來古代社會前期的特點，即自然經濟色彩濃厚，社會分工程度較低，商品經濟不夠發達，自耕農數量較多，等等。唐朝後期，傳統經濟的發展出現帶有古代社會後期的新特點，向近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如何正確評估唐宋社會變革的曆史作用和意義，不論是讚成宋代近世說，還是批評所謂的“宋代經濟革命”，本書讚同李華瑞先生的論點：“在今後的研究討論中更應把握一個‘度’，以避免過高或以偏概全的評價，並在各種製度、社會現象等實際問題上做深入細致的探求，庶幾可以接近唐宋變革的本來麵目。”
土地政策與土地製度一直是中古時期國家經濟管理核心內容。20世紀以來，史學界對土地製度問題曾展開過激烈的討論，不少學者從文化、政治、階級、經濟等不同的專題研究入手，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近20年來，隨著唐宋變革期的學術討論成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焦點，不少學者就唐宋時期的土地問題從土地分配、土地買賣、土地賦稅、商品經濟、思想文化等角度展開討論，使唐宋變革期背景下社會經濟變遷的研究得到深入發展。但是，學術界對於曆史重要轉型期的國家基本經濟政策——土地政策缺乏整體性、係統性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的效應、各項土地政策結構的均衡關係以及政策變遷與製度演進的互動關係等方麵的研究還存在一些缺憾。本書從唐代的國家土地政策的研究入手，從新的視角詮釋唐代土地問題研究的成果，構建政策與製度分析理論模型，試圖對唐代土地政策的變遷與土地製度的演進做出“知微見著”的分析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