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安索夫在其《戰略管理的實施》一書中提出：“一百多年來，企業成為社會進步的基本和成功的手段……企業是財富的培育地。”世界上存在的許多長壽公司顯示出企業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日本的住友公司起源於1590年創立的鑄銅店；瑞典的斯托拉公司，目前是一個主要的紙張、紙漿和化學製造商，是從700多年前瑞典中部的一個銅礦開采開始的。世界上目前不乏壽命超過百年的企業，這些企業曆時彌久而持續發展。根據荷蘭皇家殼牌公司的一個研究小組的研究，目前企業的平均壽命周期比其潛在的壽命周期要短得多。目前的企業應該具有幾百年的最長壽命周期，但其實際平均預期壽命卻低於50年。探究企業持續發展的源泉是理論界一直在追尋的一個問題。
企業持續發展亦存在現實的必要性。在《新企業的起源與演進》中，阿瑪爾·畢海德形容道：“企業一旦達到某一固定的臨界點之後，就不能輕易地停止增長。就像騎自行車的人必須不斷前進以維持平衡一樣，競爭的力量也常常要求企業為了生存而不斷增長。”惠普的創業合夥人戴維·帕卡德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些年來，他和比爾·休利特曾多次考慮過公司的最佳規模問題，最終得出持續增長對公司維持競爭力至關重要的結論。1966年，惠普公司宣布了一個正式的目標單子，共有7項，其中之一就是：增長。將增長視為一種力量的量度和生存的必需。戴維·帕卡德在《惠普之路》中寫道：隻有企業持續的增長，我們才能達到其他的目標，同時保持競爭力（D。Parkard 1996）。
企業持續發展是包容企業持續增長的一個概念，企業持續增長是對過度增長和增長不足的矯正。過度增長是指一種犧牲未來的增長，過度增長容易導致企業快速消亡，由於企業的快速消亡，顧客、員工、供應商、股東、債權人、國家和社會都會受到損失，承擔始料未及的代價和風險，甚至可以說是破壞。增長不足是對企業潛力的另一種浪費，是在同樣的投入下產出較低或者在同樣的產出下投入較高的增長狀態，企業相關利益者會因此遭受無謂的損失。
從我國企業的現狀來看，研究企業持續發展的問題更顯迫切。
一是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依靠所謂“重組”得以延緩衰敗和破產的命運，而呈現出表麵持續發展而實際虧損的狀態。截至2004年2月底，我國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企業共計1 290家，成為ST公司的達140家。在這麼多企業中，真正退市的企業寥寥無幾。大多以資產重組手段維係上市資格。2000年廣東省政府巨額投入對粵海集團進行重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真正依靠企業自身力量持續發展的企業少之又少。
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民營企業快起快落的“流星雨”現象要求從理論上對企業持續發展的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的存續期平均隻有4年。很多企業幾乎一夜成名，又幾乎同樣迅速甚至更快地消亡，頭一天在MBA課堂上推崇的成功經驗，第二天就成了失敗的案例，給企業界和學術界帶來了太多的困惑與難堪。2001年初，由新華社記者吳曉波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敗局》一書開始發行，該書的賣點就是披露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十大著名企業（瀛海威、秦池、愛多、玫瑰園、飛龍、巨人、三株、太陽神、南德、亞細亞）快速失敗的情況。到2002年底短短兩年時間內該書重印15次，累計發行近30萬冊，暢銷程度在這類書市中堪稱少見。這說明企業失敗問題，反過來講企業持續發展問題，正是當前我國企業界及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和焦點問題，理論界及企業界開始重視對我國企業失敗和企業成功案例的理論總結。
三是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及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我國，我國企業進入“與狼共舞”的境地，如何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以及開拓國際市場，提高我國民族企業核心能力，推動我國民族企業持續發展成為現實而又緊迫的重大問題。
二、研究意義
本書從異質性假設出發研究企業持續發展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以異質性假設為理論起點對企業持續發展問題進行論述是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範式的一種新的理論嚐試。新古典經濟學為了其研究的方便以及模型建構的需要，將人們之間存在的行為異質性舍棄，而抽象出經濟人的共性進行邏輯演繹，以同質性假設作為理論分析前提，是與其采用均衡分析方法解決市場問題相一致的，因此對異質性的舍象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解決微觀企業發展問題時卻陷入了前提假設的困境，研究企業問題需要采用非均衡的分析方法，而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則更加適應於反映實際的異質性假設為理論前提。人的異質性特征成為企業理論研究難以回避的一個研究起點。本書試圖以異質性假設為理論前提，對企業異質性、市場異質性以及核心能力異質性進行論述，這在理論上是一種有意義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