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修得同船渡
——為北大百年校慶作
最早可能成為一名北大的學生，該在1966年。
那年我高中畢業。我讀中學的太原三中是省內重點中學，我是學校的高材生。我在全省統考曾獲總分第二名；我認為自己考取中國任何一所名牌學府都易如反掌；我的首選目標是北大。我在畢業前夕已填好了報考誌願表；我的第一誌願以及第二誌願都是北大；我選了天體物理係以及飛行器係。考北京大學，要講北京話怎麼辦？從高一起，我就學了一口太原“京腔”；襪子破了又怎麼辦？從高二起我開始學習做針線、打補丁。連補襪子這樣的細節都考慮過了，有備無患，萬無一失。
然而，恰好在我已經很會補襪子的關頭，“文化大革命”就史無前例爆發開來。
停課鬧革命。
“紅衛兵”。
“大串聯”。
考大學，上北大，天體物理係，諞京腔，打補丁，眨眼成為過去。
命運之車載了我呼嘯狂奔而前，離當初的首選目標北大越來越遠。
大家都倒黴，一個人不走運便也不那麼悲哀。沒進北大就學會了這樣自我安慰、自我保護、自我治療的傳統大法，不妨說我進了另外一所大學。
我學到了也許進入北大都學不到的。
過去了整整二十年，到1986年，我在不期然間卻成了北大的學生。無心插柳，妙手偶得，天上大落餡餅，不由浩歎人生無常。
1984年，我先是讀魯迅文學院。魯院原名叫文學講習所，學習進修一段，讀點書，開一回眼，認識些新朋友罷了。那時文壇文化熱、尋根熱，社會上文憑熱。魯院存了一分好心，既讓大家學到文化，還要給大家頒發文憑。文憑對作家有多少實際意義則另當別論，如是讀書兩年。
不料，魯院的文憑國家不予認可。那大家不白白浪費了兩年時間？為了那並無多少用處的文憑，魯院作家班的同學們不惜再花兩年時間，轉插到北大中文係繼續讀書。大家對那紙文憑誌在必得，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一時中了魔法；隨了慣性，進了漩渦，入了黑洞，不依不饒，集體有意識，在社會上文憑熱已然冷落之後，大發高燒，如撲火之飛蛾，之死靡它。
當然，其前提是北大也樂於接收這樣一批四十歲上下的名聲大小不等的作家，成為她的中文係本科三年級學生。同時，美其名曰北大作家班。
對於命運在二十年之後的賜予和補償，我已經沒了多少舊夢重圓的欣喜，反倒嚼出一絲早成追憶的苦澀。應有的求學權利被剝奪，大好青春年華被葬送，我到底不能釋然於懷。“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這樣的布道聽得人毛骨悚然。
生活這盤磨並不曾磨圓了所有的石子。所以有人講我們這批老三屆是“狼孩兒”。
無論從哪種意義上理解，這名堂都夠酷的。
而我們到底進入了北大，成為北大正式注冊的學生。
我還有幸被同學們推選為一屆班長。其時，我已經擔任《山西文學》主編。
我在負責編好一本省級刊物的同時，還努力當好班長。盡管我們班大多數同學皆是中國作協會員，在當代文學課上老師們不時會講到大家的作品；盡管我們大多數同學都比我們的班主任還要年長，大家在就學期間不曾放棄創作紛紛在全國獲獎，為自己也為作家班爭得榮譽；應該說，我們是北大稱職的一批學生。我們與學校其他當齡的學生一樣住擁擠的宿舍，一樣吃嘈雜的食堂，一樣規規矩矩在階梯式教室聽課，一樣接受嚴格的期中期末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