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道路
我的自述
我於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縣北小營村。據袓父講，我們袓先是最早來這裏定居的人家之一。
這座村莊，位於我所稱的華北大平原開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環形遠山，即壯美的燕山山脈外緣。每天日落時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頂上，看看太陽最後降在了什麼地方。我曾認定，太陽落山後，是從山外繞回到東方去的。而我那時的山外，就是外國。
這個大平原的開端，給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與所有鄉村的孩子一樣，它們是由貧匱、歡樂、幻想、遊戲、故事、冒險、恐懼、憧憬、農事等等構成的。我時常緬想它們，但我還從未將它們寫進我的散文。當我看到華茲華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親”的說法時，我對他的這句話感觸很深。
那時村子東西都有河。村裏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隻用一根扁擔就能把水打上來。每年，麻雀都選擇井壁的縫隙，做窩生育。雛雀成長中，總有失足掉入井裏的。此時如果挑著水桶的大人出現，這個不幸的小生靈便還有獲救的可能。
我從小就非常心軟，甚至有些極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殺一隻雞。我的這種心地，與血緣有關。至今我仍認為，我的四姑是我在這個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這個根本，使我後來對非暴力主義一見傾心。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實際從血緣與信念兩個方麵，間接講了我自己。
我的鄉村童年和少年時代，讀物是匱乏的，我現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時讀過什麼書了。關於文化，最早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電影《馬蘭花》和《人參娃娃》。在故事方麵，先是叔袓母的民間故事，後是四姑的古典小說。在文學上，四姑是我的啟蒙者。而我的袓父，一個秉性鮮明、極重尊嚴、與所有家庭成員都保持距離的人，給了我另一種精神：從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過八十的老人突然癱瘓，他從未間斷每晚睡前的日記。
我對使用文字，很早就有興趣。中學時，我曾嚐試寫過小說，一個鄉村少年的故事：頑皮，但好心；為了老師午休，試圖趕走樹上所有的蟬……我這篇唯一的小說，並未寫完。我還模仿寫了一些動物寓言，它們其實說明了我那時即開始的“文以載道”傾向。
一九七七年，國家恢複了高考製度，這使我稍後得以走進大學的校門。帶著喜悅、驕傲和未知，我從鄉村中學來到了都市的大學校園。這是一個新的天地，她對我的最大意義，不是課堂，而是視野、誌同道合的友誼和圖書館的書籍。“朦朧詩”種新鮮的、具有本義色彩的詩歌一在校園的傳播，使我的文學熱情有了定位。我開始讀詩，抄詩，嚐試寫詩，崇敬詩人，與詩人交往。長久以來，在我的意識裏，詩人與詩歌不分。即使是今天，如果我為詩人或作家做了什麼，我仍認為，我不是或不單是幫助了他們，而是幫助了文學本身。
我的詩歌時期，對我的散文寫作，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除了一種根本的詩人特有的純粹精神，恰如布羅茨基所講，散文作家可以向詩歌學到：借助詞語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產生的特定含義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贅語。的確，“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詩歌創作的經驗，他的作品難免累贅冗長和華詩歌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來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