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為餘秋雨先生的作品寫篇東西，為了藝術，也是為了一種曆史的使命。
餘先生在他作品自序中，強調自己作品不入派係，不劃出明確的界定，這使我十分困難。認真閱讀其作品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又難免不會造成偏狹。最簡捷的辦法莫如切割，即劃分為幾個階段逐一評述，偉人們切割著曆史，也被曆史地切割著，結論總是言之鑿鑿，創作的經曆雖與曆史相仿，又畢竟不同，明確的界定，為智者的向往，卻難說徒勞。評論是否也該如創作那樣朦朧地感受和把握，又盡量清晰地將這個朦朧勾勒出來，是非一由讀者公斷？
在八三年的秋季，我與餘先生邂逅在一個書店，書的名字很響亮——藝術再造工程。當時我正讀高中，並未了解這本巨著的內涵，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書的語言。十年後，餘先生與我又一次碰撞，此時，我已因寫作而有些小成績，餘先生的《文化苦派》確實震的我無所適從。十年啊！我因有些小成績而沾沾自喜的心態，被蕩滌的片甲無存。我汗顏萬分。
他是勤勉的，十年間，創作出如此宏篇巨製，震憾了大多數的文化人。他是執著的，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躓蹶而行，始終肩負著一種使命，一種責任，一麵又似遊魂似的孤獨。隻有返回生他養他的深遂的浦江，他的執著才放射出熠熠的光輝。
與同輩學者不同的地方，餘秋雨是以散文《文化苦旅》名揚四海。並且一年之中印數達數百萬冊，一個令現今出書者豔羨的數字。
不必陳述情節了；簡而言之，寫的是那個紮著辮子剛剛過去卻可以稱為曆史時期的一出轟轟烈烈的悲劇，民族的傷口流著沽沽的鮮熱的血，激發了正直者的良知是非得以判明，終難挽回既倒的狂瀾，於是正直者以自己的前程殉了自己的事業，這是一個框架，一個古老的卻不是不可翻新的模式，強烈的使命感支撐著它，悲憤的宣泄充實了它。顯現出更多的認知價值，對藝術的魅力不無俾益，另一方麵也是阻障或掩飾。
但他顯示了自己，顯示了自己的恢宏與從容，這是餘先生的素養，卻不能作為憑恃。你可以設計一座大廈的藍圖，巍峨的造型，令人歎為觀止，也能一層層切砌上去，直到那聳入雲霄的頂蓋。精美嗎？難說。促其成功的，不光是宏大的構想和充沛的感情，還需要承載這構想和感情的語言，酣暢淋漓僅是外象的一麵，重要的是筆調，那種能體現學者全人格和全部藝術追求的語言的內在韻致。尤其是曆史使命的散文需要鋪排，對他來說，卻是節製，感情和語言的雙重節製。
這或許是因為他寫的太慢，證據是《收獲》雜誌上的續刊。《收獲》雜誌為雙月刊。由於寫的慢，休現出他的作品宏大而謹嚴的結構，酣暢而從容的敘述熱情，對民族大起大落大膽的揭示，對那種是非顛倒的時代的著力鞭笞。或許有人會說，那種無曆史價值可言的文體已經過時了。不，任何藝術形式，在它們的極致上都是相通的。美國文藝理論家理查德·泰勒在《理解文學要素》中說：“如果有絕對藝術這樣的概念的話。那麼，這個概念將會在每一種藝術形式的極致上發現。”繪畫、雕塑、舞蹈、音樂如此，文學的諸形式諸寫法也莫不如此，正如一個山峰，從任何一個側麵都可以爬上峰巔，領略那藍天白雲，還有遠處那嫋嫋升起的炊煙。讚美加西亞·馬爾克斯者，不必鄙視巴爾紮克，若要強辭奪理，那麼我要說，這是因為他們自己絕不可能寫出巴爾紮克式的作品，巴氏已將小說的這一寫法達到極致，你無法企及也無從逾越。後輩作家的改弦更張（包括那位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勇敢的進攻，怕也是怯懦的躲避。不必羞慚，不必悲傷，巴爾紮克是高山，但他遮不住太陽的光芒，正象一首歌裏唱的，你可以象太陽那樣光芒萬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