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師，現在要談他，真真感到一言難盡。這一言難盡包括兩種意思：一是事情多，難於說盡；二是心情雜亂，難於說清楚。還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後政協開會，他兩度到北京來，先一次住在崇文門新僑飯店，後一次住在西單民族飯店。這後一次，正是大家都苦於填不滿肚皮的時候，他留我在飯店飽餐一頓，所以至今記憶猶新。別後，我寫過問候的信，也聽到過一點點他的消息。大動亂來了，我在文鬥武鬥中浮沉三年，然後到朱元璋的龍興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過八旬的老人，——自然隻能想想。放還之後，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蘇杭等地漫遊，想到上海看看而終於沒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門拜謁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後，忘記聽誰說，確是作古了，時間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飯店的最後一麵，想到十幾年，我掙紮喘息而竟沒有寫三言兩語去問候，真是既悔恨又慚愧。
我最初見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學講佛學，課程的名字是“新唯識論”吧，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我去旁聽幾次，覺得莫測高深，後來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後期，他由昆明回來，住在北京大學紅樓後麵，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請他寫文章，他寫了連載的《讀智論抄》。解放以後，他仍在北京大學，可是不再任課，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還是唯心論。其時他住在後海東端銀錠橋南一個小院落裏，是政府照顧，房子雖不很多，卻整齊潔淨。隻他一個人住，陪伴他的是個四川的中年人，無業而有誌於佛學，因為尊敬老師，就兼做家務勞動。我的住所在後海北岸，離銀錠橋很近，所以晚飯後就常常到熊先生那裏去，因而關於熊先生，所知就漸漸多起來。
早年的事當然不便多問，但聽說革過命，後來不知由於什麼，竟反班定遠之道而行，投戎從筆，到南京歐陽竟無大師那裏學佛學。治學，也像他的為人一樣，堅於信而篤於行，於是寫了《新唯識論》。“唯識”前加個“新”字，自己取義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來卻是修正主義，用佛門的話說是“外道”。於是有人作《破新唯識論》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於是作《破破新唯識論》而答之。混戰的情況可以不管，且說熊先生的佛學著作，我見到的還有《佛家名相通釋》，我原來有，大動亂中也失落了。他這一階段的學識，信士看是不純。後來，五十年代前後就變本加厲，張口真如，閉口大《易》，成為儒釋合一，寫了《原儒》《明心篇》《體用論》等書。我沒有聽到信士的評論，也許視為不可救藥，與之“不共住”了吧？嚴厲的評論是來自另一方麵，即批林批孔時期，見諸文件，說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沒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詢，我隻祝禱他借莊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來過多的麻煩。
尊重熊先生不妄語的訓誡，對於老師的學識，我不得不說幾句心裏話。熊先生的治學態度、成就，我都很欽佩。至於結論，恕我不能不懷疑。這問題很複雜，不能細說，也不必細說。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總是相信西“儒”羅素的想法，現時代搞哲學，應該以科學為基礎，用科學方法。我有時想，二十世紀以來，“相對論”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鏡子觀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鏡子尋找基本粒子，還有些人在用什麼方法鑽研生命，如果我們還是糾纏體用的關係，心性的底裏，這還有什麼意義嗎？——應該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對老師不敬了。
還是撇開這玄虛幹燥的玩意兒，專說熊先生的為人。記得熊先生在《十力語要》裏說過，哲學，東方重在躬行。這看法，專就“知”說，很精。熊先生的可貴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這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麵。以下談一些瑣細的，一般人會視為怪異的，或者可以算作軼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