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麼，魯迅的雜文到底是否是文學作品呢？否定魯迅雜文的人深知魯迅雜文的社會價值和思想價值在現代中國社會是難以否定的，所以便將魯迅雜文的社會價值、思想價值與它的文學價值割裂開來，對它的文學價值極力加以貶低，而這正是人們最有爭議的。魯迅生前有人曾因雜文“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魯迅身後也有人完全否定它的藝術性。但魯迅早就很有信心地說：“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魯迅為何有如此的信心？這絕不是偶然的。
雜文雖說是“古已有之”的東西，但一般是指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的編年文集，而真正使雜文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卻是魯迅的創造。這種創造絕非神來之筆，也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豐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中養育的奇葩。如果我們追溯魯迅青年時代從事文學活動時所接受的影響便可明白。魯迅青年時代最尊崇的啟蒙老師是章太炎，章太炎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其中西學養的淵博和思想的繁雜，在清末革命的先行者中也是罕見的。章太炎在日本鼓吹革命的這一曆史時期，為服務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而竭力破壞、貶抑在中國封建社會綿亙幾千年的儒教形象，動搖孔子的聖人地位，顧而將莊周奉為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典範，竭力崇仰《莊子》，授之以課，發而為文，魯迅不能不受到強烈的震撼和影響。所以郭沫若在《莊子與魯迅》一文中說：“感覺著魯迅頗受莊子的影響。”但魯迅從問學章太炎起激賞《莊子》以至終生不渝，主要不在於《莊子》的思想，而在於《莊子》的文學價值，所以魯迅後來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揭示了莊子“尤以文辭，陵轢諸子”的先秦散文代表作家的地位，盛讚其“文辭之美富”，“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莊子作為中國先秦散文藝術造詣最高的作家，創造了一種翱翔天宇，馳騁八方，騰挪跌宕，雄偉奇麗的新文體，其意境的開闊和想象的豐富，是魯迅十分推崇的。當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天神地祗，飛禽走獸，鯤鵬雀鳩，魚龍蝦鱉，更有海市蜃樓之景，子虛烏有之境，都紛紛聚集在莊子的筆端時，呈現出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那種豐富多彩的想象力和絢爛多姿的表現力，在先秦的散文中是僅見的。毋庸諱言，魯迅創造他的雜文是從莊子那種汪洋恣肆、筆走龍蛇的文采中得到裨益和借鑒的。
首先，魯迅雜文敘事與議論的形象性，這是魯迅雜文文學價值表現得最為鮮明的地方，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莊子》的滋潤。文學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它的形象性，可以說沒有形象，就不成其為文學，特別是詩歌、小說、戲劇這三種樣式是不能沒有形象的，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偉大作家顯示他文學價值最主要的領域。而散文，特別是議論性的雜文，卻是可以離開形象的，事實上它也最容易流於抽象的說理，古今中外很少有人能夠從這一領域顯示他的文學價值，即使偶有少數特殊的，如中國先秦諸子、羅馬的奧塞羅、法國的蒙太尼、英國的培根等都不能和魯迅相提並論。魯迅是世界上在這個領域發揮文學才能最成功的作家，他在抽象思維馳騁的世界，將形象思維發揮到了極致，讓莊子的文學生命在現代得到了複活和升華。莊子是借助於形象闡述自己思想的高手，他胸襟開闊，想象無垠，既創造了擊水三千裏、扶搖九萬裏的大鵬形象，也塑造了與之相對比的蜩、學鳩等渺小卑微的形象，對於醉心功名利祿之徒，他比作專吃“腐鼠”的“鴟”，對趨炎附勢的小人，他喻為寄於老母豬襠間胯下的“豕虱”等，在莊子那裏，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鱉之語，舉不勝舉，其奔馳的想象，如陸機《文賦》所說的“精騖八極，心遊萬仞”；魯迅的胸襟氣魄應該說比莊子顯得更加恢弘，他的雜文中創造的許多典型形象，同樣令人折服，如魯迅把舍生取義、為民請命的忠義之士稱為“民族的脊梁”；而將那些譏笑糟蹋先烈的“奴才們”斥為“蒼蠅”、“蟲豸”；把那些蠅營狗苟之徒，數典忘祖之輩，洋奴西崽之流，正人君子之幫等比擬為“帶鈴鐸的山羊”，“媚態的貓”，哼哼發議論的“蚊子”，以及“叭兒”之類。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隻看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文章談的是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敵人是否應該講“費厄潑賴”，但文章大部分篇幅卻是在勾畫各種各樣的落水狗、叭兒狗的形象，以及結合形象對落水狗、叭兒狗的議論。落水狗、叭兒狗都是比喻，但這些形象既生動又貼切。
貓和狗不是仇敵麼？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隻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鏈子跟在腳後跟。
叭兒狗的形象，神形酷肖，窮形極相，從而將“正人君子”們的特點形象地呈現在人們麵前，叭兒也就成了社會上公認的一類人物的代名詞。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魯迅雜文從《莊子》等文學遺產中得到的啟迪和借鑒。
魯迅雜文的文學價值還在於它的史所未有的詩的諷刺語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魯迅不愧為語言大師，他超越了我國古代作家的喜劇語言和諷刺語言，創造了一種充滿機智與幽默的獨特的詩的諷刺語言：“或大詞小用，或小詞大用，或莊詞諧用，或俚詞莊用，或古詞新用，或外詞中用。”將反語、揶揄、熱諷的句式與舒徐的白描和峻急的抒情句式相融合，常常能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形成不同程度和不同意味的誇張，強化了語言的喜劇性和諷刺性。如“現代評論派”諸人以“正人君子”自居，以代表“公理”自許，於是魯迅就在《“公理”之所在》一文中寫道：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
很像是“正人君子”寫的文章，但都是反語。軍閥政府靠武力鎮壓請願學生，這“蓬蓬勃勃”的“公理”是什麼東西，而以代表“公理”自詡的“正人君子”又是什麼東西，不就一目了然嗎？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謂之“勝矣”，而對段祺瑞退隱、軍閥政府要人下野的“慨”歎，和“公理”因而零落的“嗚呼”更揭示了“正人君子”和“公理”的可恨、可恥和可悲。這種充滿機智與幽默的語言，充分顯示了魯迅雜文的藝術魅力，也正是魯迅的文學智慧之所在。
魯迅雜文正是以它所反映現實的敏銳，戰鬥鋒芒的犀利，富於變化多樣的風格，生動活潑的形象，簡練雋永的語言使雜文這一文體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表現了極高的文學價值，有的篇目可永遠作為我們欣賞的珍品。
正因為如此，當年魯迅的論敵，他們在否定魯迅雜文思想價值的時候，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文學價值。當年與魯迅論戰過的梁實秋事隔四十年之後，在1978年出版的回憶錄《秋室雜憶》（“傳記文學叢書”之七十二，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尚追述道：“我的主旨在說明文學的性質在於永久人性之描寫，並無所謂階級性。這幾篇文字觸怒了左派的人士，對我發起圍剿。最先挺身出馬的不是別位，正是以寫雜感著名的魯迅。魯迅的文章實在寫得好……他避免正麵辯論，他采用迂回戰術，繞著圈子旁敲側擊，作人身攻擊。不過他文章寫得好，遂贏得許多人欣賞。老實講，在左派陣營中還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的人才。”這裏梁實秋的“文章實在寫得好”的讚譽顯然是針對魯迅雜文的藝術性、文學價值而言。即使是當年極力否定魯迅後期雜文的蘇雪林也不得不承認魯迅的前期雜文的藝術性，她在《論魯迅的雜感文》（《文藝》月刊四卷三期1937年3月）》中不禁也稱讚道：“在《熱風》裏有許多文字，宛如高山峻嶺的空氣，那砭肌的尖利，沁心的寒冷，幾乎使體弱者不能呼吸，然而於生命極有益。這與尼采的Thura Zarathustra（《劄拉斯圖拉如是說》——引者注）風格很有些相近，無怪人家要喊他為‘東方尼采’了。”魯迅初期的雜文，如收在《熱風》中的隨感錄，頗受尼采的影響，造語精辟，揮灑自如。尼采作為西方傑出的思想家，擅長於使用富有詩趣的散文表達哲理，在西方有“詩人哲學家”或“哲學家詩人”之稱。他基本上以格言體的方式表達他深邃而犀利的思想，創造了“化邏輯於藝術之火中鑄出他所特有的一種象征性抒情性的哲學散文”，第一個發現尼采的丹麥文豪喬治·勃蘭兌斯以他藝術家敏銳的感受力曾這樣稱讚尼采的《紮拉斯圖拉如是說》：“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是鏗鏘有力的、充滿了樂感；而且無論挑釁性的評判，還是直接的詛咒都表達得十分圓熟；到處閃現著自我歡樂、自我陶醉和批判精神的火花，然而這一切又都充溢著睿智、狂放、肯定，有時甚至是偉大的氣概。”魯迅早在日本留學時就受到尼采的影響，據孫伏園回憶：“魯迅先生卻特別喜歡他的文章，例如《紮拉斯圖拉如是說》，說是文字的剛勁，讀起來有金石聲。”他盛讚：“尼采的文章既太好。”魯迅曾先後兩次分別以文言文與語體文翻譯他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察拉圖斯忒拉即紮拉斯圖拉），直至1929年，在《致〈近代美術史潮論〉的讀者諸君》中還將尼采與歌德、馬克思並列，均冠以“偉大的”字樣。尼采的文章以氣勢取勝，他自命“發著淩越千古的大聲”（《尼采自傳·緒言》）。魯迅從中汲取並化為了自己的血肉，豐富了雜文的藝術表現力。魯迅雜文中，那種宏大的氣魄，銳不可當的氣勢，對敵對者充滿蔑視與鄙視，不屑與之一辯的口吻和扭住敵手與之鬥到底的韌性，與尼采的風格是十分相似的。在魯迅的雜文中，有兩類作品在形式上與尼采很接近。一類是《無花的薔薇》、《半夏小集》這種短語和格言式的作品，形式上與尼采的《蘇魯支語錄》、《朝霞》等相仿佛，但魯迅的論戰色彩更濃，同時文筆雖曲折但不若尼采的晦澀。如《半夏小集》中的第七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