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魯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個橫眉冷對一切的紹興師爺的形象，是一個對無論恨他或愛他的人一個也不肯寬恕的“鬥士”和“戰神”，因為曆史上，魯迅曾與許多人打過筆墨官司，對他們進行過尖銳的批評和斥責，包括對他的學生。魯迅的批評是毫不含糊的，非常嚴肅和認真，即使是那種後來被事實證明是屬於誤會的論爭也絲毫不減他的聖潔的憎惡和諷刺的鋒芒。他的嫉惡如仇，他的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批評藝術，他對論爭對手“糾纏如青蛇，執著如冤鬼”的頑強韌性，令對手心寒和敬畏。正因為如此，人們往往隻看到魯迅興風呼嘯的一麵，即作為戰士與黑暗勢力勇猛作戰的冷酷無情的一麵，而忽略了他作為人之子而不是神之子溫柔的一麵，即人格的另一麵：情感之熾熱之豐富之真誠。
夢裏依稀慈母淚——師生之情之真
魯迅是青年衷心敬愛的導師，他一生幫助青年、指導青年，把全部的精力都獻給了青年，其情之真切，讓人感佩。
魯迅所密切聯係的文藝青年和其他青年，多數是他的學生。魯迅經常與青年和學生促膝談心，和藹親切如同朋友相處。他不僅喜歡青年來訪，還費盡苦心鼓勵他們，培養他們。他每天要分出一兩個小時的精力給青年複信、看稿，有的青年還要他代辦書籍。他平素來往的也都是青年。他活在青年中間，但從來不以青年領袖自居，也從來不使喚青年，相反卻常常為青年所使喚。
據說有一次一個北大的學生來到魯迅的寓所，脫下鞋子，讓魯迅拿去修理，魯迅立即照辦了。鞋修好了，這個學生不但沒有感謝，反而埋怨修得太慢了。後來有人問魯迅究竟有無此事，魯迅回答說：“有這回事，這就是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牽製過我……現在不再給人去補靴子了，不過我還是要多做些事情。”魯迅的經濟狀況一直都不寬裕，但他往往替學生交學費、付飯費和其他費用，有時還從朋友那裏借錢給學生做回家的路費。至於為青年作家寫序、聯係出版社和發表文章、出版著作，魯迅一生不知辦了多少，他從不求謝，即使是經濟上的幫助，也同樣不言謝。20世紀30年代，一個文學青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把自己寫的小說編成集子，準備出版，並請魯迅為此書寫序。魯迅很快就把寫好的序交給了他，而且把自己當天得到的100元稿費借給他，不過小說集當時沒有能夠如期出版，但魯迅卻把借錢的事“淡忘”了。魯迅就是這樣，一而再地幫助青年，卻絕不在被幫助的青年麵前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並且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看得很淡很平常。
魯迅熱愛青年，他對青年，特別是對那些優秀的青年懷有父輩般深厚的感情。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對堅定、勇敢、能幹、始終微笑和藹的女師大學生領袖劉和珍的犧牲，感到無比痛惜，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寫下了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他這樣寫道：“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劉和珍和她的同學“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常有左翼青年作家受難被捕，魯迅也總是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地營救。1931年2月7日晚，柔石等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殘酷殺害，由於國民黨嚴密封鎖消息，緊急避難中的魯迅還在為營救他們想方設法，在得知柔石等被害的確切消息後，魯迅夜不能寐，寫下了流溢著濃鬱父愛精神的一首七律：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1933年2月，在柔石等犧牲兩周年的忌日，魯迅又沉痛地寫下了《為了忘卻的紀念》。他寫道：“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1933年，丁玲被國民黨綁架，幽禁在南京。魯迅得知後和宋慶齡及民權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楊杏佛、蔡元培等一起大力營救，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強烈抗議。國民黨被迫采取了不殺不放，把丁玲“養起來”的政策。魯迅特意轉告趙家壁早日出版丁玲的《母親》，並告知丁玲母親老家的地址，叮囑趙家壁把稿費切實寄到丁玲母親的手中。後來由於國民黨封鎖消息，魯迅以為丁玲已被害，在1933年8月1日致科學新聞社的信中悲憤地寫道：“至於丁玲，毫無消息，據我看來，是已經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還造許多關於她的謠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他還寫下一首七絕《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正因為魯迅對青年總是懷著一種真摯的父愛精神，青年們才熱愛他，願意接受他的教導，哪怕是最嚴厲的批評。著名語言學家魏建功就是其中的一個。
魏建功（1901～1980年），字天行，原籍如皋。他的被魯迅斥責，是因愛羅先珂的緣故。愛羅先珂（1889～1952年），俄國詩人和童話作家，童年時因病雙目失明，先後到過日本、泰國、緬甸、印度。1921年在日本，因參加“五一”遊行被驅逐出境，後輾轉來到中國。1922年從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學任教，1923年回國。他用世界語和日語寫作，魯迅翻譯過他的作品《桃色的雲》、《愛羅先珂童話集》等。1921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二年級時選修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當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舉辦“25周年成立紀念”大會，當時紀念會上由北京大學戲劇實驗社社員演出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愛羅先珂寫了一篇《觀北京大學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由魯迅先生譯載在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上。文章針對話劇裏男扮女裝進行演出的事實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其時正在同學們組織的實驗劇社裏的魏建功，正值年少好勝，便寫了一篇辯解的文章，題為《不敢盲從——因愛羅先珂先生的劇評而發生的感想》，對愛羅先珂進行人身攻擊，結果失去了對一個殘疾詩人應有的同情，把辯解的真實的話語弄成了尖刻失態的言論。魯迅見後，即寫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十分嚴厲地斥責了魏建功：
臨末，我單為了魏君的這篇文章，現在又特地負責的聲明：我敢將吐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裏，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
魯迅對魏建功的斥責之嚴厲，將他說成是“舊的不道德的少年”，使魏建功的情緒不免有些波動。所好魏建功當時對魯迅很敬仰，又正在很認真地選修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因而沒有繼續意氣用事。後又因孫伏園、台靜農等幾方麵朋友的關係，和魯迅慢慢地接近起來，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1925年五卅運動後，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魏建功與友人合組黎明中學，魯迅曾應邀至該校兼課4個月，而當時正是魯迅身體健康惡化，又是被章士釗違法免職，正與“正人君子”進行堅決鬥爭的時期，但魯迅仍然大力支持了魏建功。魏建功每每提及此事，總是充滿無限的感激之情。更令魏建功感動的是魯迅對斥責他的那篇雜文的態度：按照魯迅先生收集雜文的習慣和時序，這篇雜文應收在《熱風》或《集外集》裏，但是一直到1946年10月唐弢先生編《全集補遺》才收錄了。唐弢在“編後記”說：“我看這兩篇是先生故意刪去的，理由是‘暫時的誤會’。”這是引魯迅先生《集外集序言》裏自己說明收集文章時的態度的話，先生說：“也有故意刪掉的……或者因為本不過開些玩笑，或是出於暫時的誤解，幾天之後，便無意義，不必留存了。”很久以後，魏建功從孫伏園那裏得知，魯迅先生認為往事是“暫時的誤解”，是因他當時總是十分虔誠地聽先生課的緣故。
這固然一方麵表現了魯迅先生對論爭的態度的嚴肅，另一方麵也表現了他對青年的熱愛和寬厚。當然，魏建功對魯迅先生的嚴厲斥責所采取的態度和行為，也是值得令人稱道的，否則，他不可能成為魯迅先生的一個好學生。
“脊令在原兄弟難”——手足之情之戀
在魯迅的記憶裏，他和周作人情深意篤四十載，一朝失和，晨昏相隔，永無修複，是他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痛，這種手足之情之戀，許是他人難以理解的。
魯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兄弟仨，魯迅老大，作人老二，建人老三。魯迅和周作人相距四歲，是兄弟間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聰明又隨和，所以他倆在一起的時間最多，情分自然比別人要深厚些，常常有點什麼趣事，總是合夥著幹。但兩人的性格卻截然相反：魯迅正直敢為，不平則鳴，在是非間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則和順平靜，用心專注，不愛惹事，即使在不良環境中也能隨遇而安。魯迅13歲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舉作弊案被關進杭州監獄，兄弟倆被迫到鄉下避難。周作人當時還有溺床的毛病，時間長了，受到的譏諷就慢慢多起來了，甚至被稱為“乞食者”。魯迅不願周作人的心靈受到傷害，於是一個人獨自承擔了親戚家的白眼。年幼的周作人對這些渾然不曉，一直到後來讀了魯迅關於這段生活的回憶文學，才知道哥哥對自己的庇護是多麼的無微不至。半年後，家中又遇不幸——父親病重吐血，隻好賣田地請名醫，但藥方卻稀奇古怪，要一對原配的蟋蟀做藥引子。為此魯迅和周作人商定好，互相配合，費了一番周折，總算捉到一對原配的蟋蟀，但還是沒有救得了父親的命。但兄弟倆在困境中的這次通力合作，卻深深銘記在兩人的心中，一直到絕交以後，他們仍忘不了這童年時代的手足之情。
魯迅的兄長情結非常濃重，曾寫下《別諸弟》的三首舊詩，充分表達了青年時期的魯迅對兄弟的友愛：
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
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籬繞屋書交加。
悵然回憶家鄉樂，抱甕何時共養花？
春風容易送韶年，一棹煙波夜駛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時隨帆頂過長天。
在詩的後麵並有跋言雲：“嗟乎！登樓隕涕，英雄未必忘家；執手銷魂，兄弟竟居異地！”印證後來魯迅初到北京期間和周作人頻繁的通信（前後有300封左右），郵寄書刊的不間斷，人間友愛，手足之情，怡怡然異乎尋常。
周作人是魯迅帶到日本去留學的，他走上文學的道路與魯迅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早在1909年3月《域外小說集》第一集出版，署名便是“會稽周氏兄弟纂譯”，《域外小說集》新版時，魯迅為之作序，署名是周作人。周作人的“中國新詩的第一首傑作”《小河》，曾經魯迅修改，就連周作人在北大教書的講義，給《新青年》翻譯的小說，魯迅也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為他抄寫，而周作人的幾篇雜感，後來也收入魯迅的《熱風》中。五四時期，魯迅和周作人被稱為文學上的“雙子星座”，這是因了他們各自對新文學的貢獻，也因了他們的別名。魯迅又名“長庚”，周作人又名“啟明”，兩者都是天上的星名。魯迅出生後不到一歲，便被領到附近的長慶寺，拜廟裏的一個名叫龍祖的和尚為師，龍祖和尚為魯迅取了一個法名，叫“長庚”，是一顆在黃昏出現的星，三年多以後，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一個別名，叫“啟明”，是一顆黎明才出現的星。按魯迅母親的說法，這意味著這兩顆星後來會“永不相見”。後來的悲劇真應驗了魯老太太的說法。魯迅與周作人這兩個本來情深意篤，共為“五四”鬥士、發誓“永不分家”的兄弟，突然有一天決裂，從此恩斷義絕，這是魯迅始料不及的。因為在這之前，魯迅犧牲自己的學業和事業，從日本回國謀事，供養尚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屬。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又在魯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四個子女。他走後，魯迅即四處物色房子，並最終買下了八道灣11號。這個地方在北京算不上有名，但卻是一座漂亮的四合大院，院內樹林扶疏，共有前、中、後三個小院，屋宇高敞，寬綽明亮。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一起住進了八道灣11號。接著趕在新年之前，魯迅又從老家接來母親，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團聚，共同伺奉老母親，其樂融融，一晃就是三年半。然而1923年7月14日晚，魯迅突然不再與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飯，並在日記中特別記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而7月19日上午，周作人來到前院魯迅屋中，交給魯迅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