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失敗後，上海文壇反倒熱鬧起來了，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各種派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這裏，我正開始發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來我對創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幾個朋友以朝聖的心情找到民厚裏，拜見了郭沫。若先生，鄧均吾先生，鬱達夫先生出門去了，未能見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過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購買了一張創造社發行的股票。雖然隻花了五元，但對我來說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可是在這時，我很不理解他們對魯迅先生的筆伐圍攻。 以我當時的單純少知，也感到他們革命的甲胄太堅，刀斧太利，氣焰太盛，火氣太旺，而且是幾個人，一群人攻擊魯迅一個人。正因我當時無黨無派，剛剛學寫文章，而又無能發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魯迅一邊。眼看著魯迅既要反對當權的國民黨的新貴，反對複古派，反對梁實秋新月派，還要不時回過頭來，招架從自己營壘裏橫來的刀斧和射來的暗箭，我心裏為之不平。我又為魯迅的戰鬥不已的革命鋒芒和韌性而心折。而他還在酣戰的空隙裏，大力介紹，傳播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我讀這些書時，感到受益很多，對魯迅在實踐和宣傳革命文藝理論上的貢獻，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視他發表的各種長短文章，我絲毫沒有因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響我對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當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寫作的途程中，逐漸撥正自己的航向。當我知道了魯迅參加並領導左翼作家聯盟工作時，我是如何的激動啊！我認為這個聯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確的作家組織了。自然，我知道“左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然而在我，在當時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的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體的人在“左聯”實現黨的領導。一九三O年五月，潘漢年同誌等來找我和胡也頻談話時，我們都表示樂意即刻參加。當九月十七日晚“左聯”在荷蘭餐館花園裏為慶祝魯迅五十壽誕的聚餐後，也頻用一種多麼高興的心情向我描述他們與魯迅見麵的情形時，我也分享了那份樂趣。盡管我知道，他並沒有、也不可能向魯迅陳述那件舊事，我心裏仍薄薄的拖上一層雲彩，但已經不是灰色的了！我覺得我同魯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會了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了解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吧，我第一次參加“左聯”的會議，地點在北四川路一個小學校裏，與會的大多數人我都是新相識。我靜靜地坐在那裏，沒有發言。會開始不久，魯迅來了，他遲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長袍，著一雙黑色球鞋，短的黑發和濃厚的胡髭中間閃爍的是一雙錚錚鋒利的眼睛，然而在這樣一張威嚴肅穆的臉上卻現出一副極為天真的神情，象一個小孩犯了小小錯誤，微微帶點抱歉的羞澀的表情。我不須問，好象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親切的眼光隨著他的行動，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麼他這樣平易，就象是全體在座人的家裏人一樣。會上正有兩位女同誌發言，振振有詞的批評“左聯”的工作，有一位還說什麼“老家夥都不行，現在要靠年輕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氣的話。我看見魯迅仍然是那麼平靜的聽著。我雖然沒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沒有機會同他說一句話，也許他根本沒有看見我，但我總以為我看見過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沒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魯迅見麵是在北四川路他家裏。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家西餐館，馮雪峰曾經在這樓下一間黑屋子裏住過。這時我剛剛負責《北鬥》的編輯工作，希望《北鬥》能登載幾張象《小說月報》有過的那種插圖，我自己沒有，問過雪峰，雪峰告訴我，魯迅那裏有版畫，可以問他要。過幾天雪峰說，魯迅讓我自己去他家挑選。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興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歡的連衣裙。那時上海正時興穿旗袍，我不喜歡又窄又小又長的緊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魯迅麵前感到很自由，一點也不拘束。他拿出許多版畫，並且逐幅向我解釋。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畫，對這種風格不大理會，說不出好壞。魯迅著重介紹了幾張，特別拿出《犧牲》那幅畫給我，還答應為這畫寫說明。這就是《北鬥》創刊號上發表的那一張。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證資料，記載著這件事，有的說是我去要的，有的說是魯迅給我的。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是我去要的，也是魯迅給的。我還向魯迅要文章，還說我喜歡他的文章。原以為去見魯迅這樣的大人物，我一定會很拘謹，因為我向來在生人麵前是比較沉默，不愛說話的。可是這次卻很自然。後來雪峰告訴我，魯迅說“丁玲還象一個小孩子”。今天看來，這本是一句沒有什麼特殊涵義的普通話，但我當時不能理解，“咳，還象個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經為經受太多的波折而變得蒼老了，還象個小孩子！”我又想：“難道是因為我幼稚得象個小孩子嗎？或者他腦子裏一向以為我可能是一個被風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見麵卻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覺？”我好象不很高興我留給他的印象，因此這句話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