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的診斷結果是，嚴重腦震蕩，腦子裏的某些東西完全被撞亂了。也許可以治好，但要花很多錢，基本上是個無底洞。寶來父母來了北京，老兩口說就是把人賣了也湊不出醫生要的那個數。我姑父洪三萬給了一萬，那時候一萬不是個小數目。我姑父出了病房就哭，疼得揪心，見人就說我掙這點錢容易麼，又不是工傷。寶來父母這輩子一次性見過的最大的錢也就是這一萬塊，他們沒什麼好說的。那三個人沒抓到，那女孩也沒找到。我前前後後錄了好四次口供，想起任何一點細節我都告訴警察。一個年輕的男警察對那女孩很好奇，問我是否肯定她就是“立正坐好”。我想起寶來在電線杆子下說的最後也是唯一的那句話，我絕望地搖搖頭。此後的很多年裏，我做夢都希望自己能夠肯定。
凶手沒抓到。這樣的案子幾乎從來破不了。治療一段時間後，寶來被接回花街老家。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昏昏沉沉，最清醒的時候脖子底下也得圍一塊毛巾，口水從歪斜的嘴角源源不斷地流下來。
寶來的事情讓我們沉默了很長時間。那一天樹葉光禿，枝頭一絲風都沒有，初冬的陽光無邊無際。下午起來後米籮陡然有了興致，一個人上上下來好幾趟，把屋頂掃了，桌子和板凳都搬上去，收拾停當讓我和行健一起捉黑A。每個人都想把氣氛調動起來，但幾句話之後複又沉默著抓牌了。滿手的撲克牌，一張張往外出，誰都不知道黑桃A去了哪一家。沒了寶來，猜不出來了。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牌都出完了都沒看見黑桃A。
“怎麼會呢？”米籮嘟囔著，“我數過牌了，一張不少，明明看見黑桃A的。”
三個人一起找，桌子底下、板凳底下、衣服兜裏、屋頂上，所有地方都找了，就是沒找到黑桃A。見了鬼了。行健和米籮狐疑地看我。我雙手一攤，嘩的淚流滿麵，好像我等這些眼淚已經等了很久了。我決定立刻下去給家裏打電話。
還在酒吧斜對麵的那家報亭，陽光曬得報紙和雜誌的頁角卷起來。我對著電話說：“我想回去念書。”
我媽說：“頭還疼嗎？”
“疼。”
我聽見我媽對我爸說：“兒子還想念書。”
我爸說：“頭疼念啥書！”
“我可以跑步，一天跑三次。”我說，依然是淚流滿麵。“我不想待這裏了，一天都不想待了！”
我媽說：“兒子，那就回來。”然後她對我爸說，“我說回就回，那可是咱親兒子。”
我爸接過電話說：“說好了，要念就念到底。”
我說：“我念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