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正疼，我能感覺到腦袋裏飛出一隻明亮的鳥來。那鳥通體金屬色，飛出我腦袋後翅膀越扇越大，在半下午的太陽底下發出銀白的光。如果它往西飛，會看見民房、野地、光禿禿的五環和六環路，然後是西山，過了山頭就不見了。如果它朝東飛，除了樓房就是馬路，樓房像山，馬路是峽穀，滿滿當當的水流是車輛和行人，在這隻鳥看來，北京城大得沒完沒了，讓人喘不過氣來。它明晃晃地飛啊飛。
“出牌！”
我甩出一張梅花6，說：“鳥。”
他們都拿大眼瞪我。
我趕快改口：“梅花6。”
“就是嘛，這就是像個雞巴也不會像個鳥。”
我們坐在屋頂上玩“捉黑A”，槐樹的陰涼罩住四個人。行健、米籮、寶來和我。這一年，寶來二十歲，最大；我最小，剛過十七。我們住在海澱區郊外的一所平房裏。整個夏天到秋天，大白天我們都在屋頂上玩撲克，捉黑A。這個牌簡單易學，玩起來上癮。一副撲克裏隻有一張黑桃A，抓到的人一聲不吭，他是我們另外三個的共同敵人，敗了，就得請我們抽煙喝啤酒；我們輸了，三個人伺候他一個。但事實上一打三總是很吃虧，誰抓到黑桃A誰倒黴。從夏天到秋天，從我住進這間小平房，從跟著他們三個撅著屁股爬上屋頂坐到槐樹陰下，黑桃A就非寶來莫屬。奇了怪了，這張牌長了眼似的每局都直奔他去。一百回中至少有九十五回。到最後，抓完牌我們幹脆就說：
“寶來，讓我們看看你的黑桃A。”
他順從地抽出來給我們看：“在呢。”
幾乎不出意外，他又輸了。我把贏到的那根中南海煙和那杯燕京牌啤酒推到他跟前，說：“寶來哥，給他們。”
我都有點心疼他了。我不抽煙也不喝酒，嘴裏叼根煙手裏攥杯酒讓我難為情。我剛十七歲，夏天開始的時候來到北京。退學了。看不進去書，我頭疼。醫生把這病稱作“神經衰弱”，他輕描淡寫地開了藥：安神補腦液，維磷補汁。腦袋發緊或者頭疼時就喝一口。後者裝在一個類似敵敵畏的瓶子裏，每次打開瓶蓋我都在想，這是毒藥。療效可以忽略不計。每到下午四五點鍾，我站在高二年級的教學樓上麵對夕陽，依然莫名其妙地恐慌，整個世界充滿了我劇烈的心跳聲，每一根血管都在打鼓。醫生稱之為“心悸”。好吧，可是我為什麼要心悸？腦袋裏如同裝了圈緊箍咒，一看書就發緊，然後就疼，晚上睡不著，早上不願起。即便入睡了也僅是浮在睡眠的表層，蚊子打個噴嚏就能把我吵醒。我常常看見另外一個自己立在集體宿舍的床邊看著我，而此刻宿舍裏的另外七個同學正痛快地打呼嚕、磨牙、說夢話和放屁。醫生說，跑步。跑步可以提高神經興奮性，知道嗎，你的神經因為過度緊張像鬆緊帶一樣失去了彈性，你要鍛煉鍛煉鍛煉，讓神經恢複彈性。可是，我不能半夜爬起來跑步啊。
可是，醫生還是說：跑步。我就卷起鋪蓋回家了，這書念不下去了。我跟爸媽說，打死我也不念了。他們和我一樣對這詭異的毛病充滿懷疑。我爸圍著我腦袋轉圈，右手舉起來，大拇指和食指緊張地靠攏，他希望一發現某根明亮的金屬絲就及時地將它抓住，從我頭腦裏拽出來。不能讓它跑了，狗日的你到底在哪裏。什麼都沒找到。什麼都沒找到，我爸一屁股坐在四條腿長短不齊的舊藤椅上，語重心長地跟我媽說：
“閑著也是閑著，讓他跟三萬去北京吧。興許能掙兩瓶酒錢。”
我媽說：“他才十七啊。”
“十七怎麼了？我爹十七歲已經有我了！”
我就跟三萬來了北京。洪三萬，我姑父，在北京辦假證，看他每次回老家的穿戴和叼的煙，就知道發大了。他隻抽中南海點8的煙。見了鄉親們慷慨地一撒一排子，都嚐嚐，國家領導人就抽這個。給我爸都給兩根，一根抽，一根夾到耳朵上，讓他沒事摸出來聞聞。我和行健、米籮、寶來住一塊兒，就這間平房，每月兩百四十塊錢租金，兩張高低床。四個人幹一樣的活兒，晚上出門到大街上打小廣告，就是拿支粗墨水筆，在幹淨顯眼的地方寫一句話：刻章辦證請聯係XXXXXX。XXX是傳呼機號碼。行健和米籮給陳興多幹，我和寶來給我姑父幹，我們倆寫的傳呼機號當然就是洪三萬的。有時候我們不用筆寫，而是一手拿吸滿墨水的海綿，一手拿用生山芋或者大白籮卜刻的章，抹一下海綿蓋一個印，比寫快多了。印是我刻的，就是那句話，不算好看但是打眼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