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我與她沒有偶然相遇，我想瑪麗卡·烏夫基爾有一天也會寫出這段經曆來的。自從逃出監獄之後，她一直想要將這個故事講述出來，總想要將這個一直纏繞在她心頭的痛苦往事公之於世。寫作計劃和構思漸漸地在她的腦海中形成，但是，她尚未完全做好準備。
為何與我合作呢？說來這也是機緣巧合。一次偶然的邂逅，我倆十分投緣，彼此頓生好感，這使她終於鼓足了勇氣要把心中事一吐為快，而我也摒棄了自己原先的計劃安排，決定耐心地聽她娓娓道來，並記錄下來，整理成書。
我們是在1997年3月第一次碰上的，我倆應邀參加了一個慶祝伊朗新年的晚會。我倆共同的一個朋友對我指了指來賓中的她——一個年輕、美麗、苗條的褐發女子。
“她叫瑪麗卡，烏夫基爾將軍的女公子。”那位朋友告訴我說。
我一聽到這個名字，立刻渾身一顫。它讓我聯想到的是不公、恐怖和難以言表。
烏夫基爾家共有6個孩子，他們與自己的母親在摩洛哥的可怕的牢獄中蹲了整整20年。我聽到瑪麗卡這個名字後，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我在新聞報道中所讀到過的一些零星片斷。我的心久久地難以平靜下來。
“一個人怎麼能夠在曆經了這麼多的磨難之後又恢複了常態呢？一個人在飽受冤屈，失去了一生中美好年華之後，怎麼會又堅強地生活著，又去笑、去愛呢？”
我在注視著她。她還沒看見我。她的舉止一看就是一位過慣了上流社會生活的女子，但是，從她的眼神裏卻不難看出一種悲傷。她人雖在屋子裏，與我們大家在一起，卻能看出她的心在別處。
我繼續在定定地凝視著她。如果她稍微注意看我一下的話，我的這種失禮的舉動就會讓我異常的尷尬了。但是，她並沒注意到我，眼睛隻盯著她的男伴，仿佛那是她的一個支撐、一個依托。最後，有人替我倆作了介紹。於是，我們便就各自的祖國閑聊了一通，她談她的摩洛哥，而我則介紹我的突尼斯，彼此在謹慎地打探對方、評判對方。
整個派對上，我都在偷偷地觀察著她。我看著她跳舞，發現她的姿勢、舞步輕盈優雅，身體筆直，看出她在這些歡樂或裝著歡樂的人群中的那份孤寂。我們偶爾也會四目相遇，於是便相視一笑。這個女人在激勵著我。但是，與此同時，她又讓我有點膽怯。我不知道該跟她說些什麼。說什麼都覺得太平庸，太滑稽可笑。向她問東問西有失禮貌。但是，我心裏卻是火急火燎的，很想知道她的一切。
臨走時，我倆互留了電話號碼。當時，我的一部短篇小說集5月份就得脫稿，所以我還得忙上幾個星期。我跟她說，等我書稿一寫完，我們立刻再見一見。瑪麗卡答應了，但仍舊是帶著那份矜持答應的。
隨後的那些日子，我總在想著她，她的那張姣好而憂傷的麵容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我在盡力地想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去，或者至少是去想象一下那些並不難想象的事情。我的腦海裏湧出成百個問題：她都經曆過什麼？她今天心中還有些什麼樣的感觸？她是如何走出“墳墓”的？
我被她那非同尋常的命運，被她所經受的種種苦難，被她那奇跡般的再生，激動著、震撼著。我與她年齡相仿，僅差一歲。她於1972年12月18歲半的時候，進了監獄，而這一年，我已取得了高中畢業會考後頒發的畢業證書，進了法國名牌大學，所謂“大大學”之一的政治學院預科班。我在政治大學修完學業，拿到了畢業證書，實現了自己兒時的夢想，當上了記者，然後，又當上了作家。我像眾人一樣，工作、旅行、戀愛、受苦。我有了兩個很優秀的孩子。我過著一種富裕而又極其充實的生活，生活中不乏憂傷、磨煉以及各種各樣的幸福。
可是，在此期間，她卻與其家人一起與世隔絕，在極其恐怖的條件下忍受著煎熬，苦掙苦紮，抬頭望見的隻有牢房中的那四麵牆壁。
我越是想她，就越是有著一種而且是唯一的一種欲望纏繞著我，這種欲望在折磨著我，其中夾雜著一種記者的好奇、作家的激越和一個人對這個與眾不同的女人的命運的關切：我想讓她跟我講述她的經曆，而且我要與她一起把這段經曆記錄下來。這個念頭頑固地紮根在我的思想之中，一句話，我擺脫不掉它，它死死地纏繞在我的心頭。
我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寄給了她，以示友好，希望這些書能把我的心思傳遞給她。當我終於寫完書，脫了稿之後，我便給她打了電話，請她吃飯。
在電話裏，她的聲音極其無力。她不太適應巴黎的生活環境，水土不服。她住在埃裏克的家裏，他是她的男友，兩人相識還不到8個月。1991年，當她從監獄中出來的5年之後，烏夫基爾一家終於獲準離開摩洛哥，這應歸功於她的妹妹瑪麗亞成功的越獄後，去法國獲得了政治避難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