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紹俊
閱讀2011年的短篇小說，經常能發現一些不太熟悉的名字，這是最令我欣喜的事情。與這一欣喜事情相伴隨的是，一些好小說都出自年輕作家之手，這真是喜上加喜。為什麼我特別看重這一點，因為這不僅關係到短篇小說寫作的後繼有人，而且也關係到純文學性的小說能不能存在下去。我們一般將小說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在我看來，短篇小說是最具文學性的小說樣式。現代的短篇小說從“五四”寫起，一直寫到二十一世紀，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反複磨煉，應該說已經成為一個相當成熟的文體了。二十一世紀前後出現了一係列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變革，比如市場經濟、互聯網、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新媒體，等等，這些變革對文學的衝擊不容低估。但唯有短篇小說似乎在這些外來的衝擊下顯得無動於衷。這說明短篇小說這一文體已經成熟為一個相當堅固的堡壘，它代表了傳統小說的審美形態，不會去迎合外在的變化。為了適應新的文學生產環境，許多文學樣式不得不改頭換麵，而改來改去無非是兩種方式，一是把許多適應當下消費時代的新因素強行往文學裏麵塞，二是把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性盡可能地淡化。但文學為了適應消費時代的改變，帶來的並不是文學的新生，而是文學的泛化、矮化和俗化。當然，以達爾文主義來看這些會是一個樂觀的結論，因為優勝劣汰，舊的文學死亡了，會誕生一個新的文學形態，比如網絡文學、手機文學。但我始終認為，文化和文學拒絕進化論。因此，能夠將一種傳統的文學形態保存完好，將是人類文明的幸事。在小說樣式中，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都具有“叛變”的可能性，因為它們可以完全依賴故事性而存在。特別是長篇小說，它在網絡上，被改造成類型小說，成為了網絡文學最紅火的樣式。網絡是一個巨大的文化恐龍，但凡短篇小說這種樣式有一點點被改造的可能性，也不會被網絡放過的。但至今網絡對短篇小說仍是不屑一顧。因此，那些追逐市場、追逐娛樂、追逐新的審美時尚的作家是不會對寫短篇小說感興趣的。也許可以將短篇小說當成一塊試金石，測試出一個作家是否真正懷有純文學的理想。而且，隻要還有作家在堅持寫作短篇小說，我們也就可以放心地說，文學不會死去。如今，仍有年輕的一代加入到短篇小說寫作中來，對於文學來說，不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嗎？
在我所選的二十餘則短篇小說裏，就有十四位作家是“70後”或“80後”，竟然超過了百分之五十。這裏不排除我選稿時帶有一點偏向，但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這些作品放在年度的短篇小說中絕對是經得起比較的，也是可圈可點的。首先，我從他們的小說中看到了年輕一代的大境界。如畀愚的《我的1991》，看上去作者寫的是非常個人化的小事——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一個中國人在1991年到蘇聯做生意的經曆。主人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遇見了一位神秘的蘇聯人伊萬，伊萬肯定有很強大的背景，因為他做的是軍火生意。蘇聯人看來非常信任主人公，要介紹主人公與他的上司瓦西裏見麵。於是主人公帶著他的女翻譯——一位蘇聯姑娘娜拉塔莎去了莫斯科。麻煩的是，主人公似乎愛上了娜拉塔莎，他到了莫斯科後，都顧不上聯絡他的生意，而是每天與娜拉塔莎纏綿在溫柔之鄉。但主人公與情人在賓館裏纏綿時，窗外正在發生一樁影響世界的曆史事件：導致蘇聯解體的群眾示威。是的，作者並不是要在此做一篇宏大敘事，他在小說的一開始就對此作了撇清：一個巨大的帝國一夜之間解體，主人公反而感到高興，因為他的客戶從原來的一個國家一下變成了十五個。小說的最後，主人公還從這樁政治大事件中發現了重大的商機，因為伴隨著蘇聯解體，莫斯科到處矗立的銅像紛紛被拆除，主人公打算用購買廢銅爛鐵的價錢來收購這些銅像。瓦西裏很爽快地答應了，但主人公請求瓦西裏幫他找回失蹤了的愛人娜拉塔莎時卻被拒絕了，這時主人公才發現，他的愛人是克格勃安插的人。作者在敘述中始終要營造一種逃離宏大敘事的氣氛，主人公麵對紅場上和大街上的軍車與坦克無動於衷，他也顧不上政府的戒嚴令，四處去尋找失蹤的愛人。但小說的結局顛覆了作者精心營造的氣氛：這個似乎與蘇聯解體毫不搭界的主人公，其生活軌跡實際上從來都沒有超出宏大敘事之外。艾瑪的《在金角灣談起故鄉》，分明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自白。主人公M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學的學者，她的專業也是與現實問題緊密相連的，因此她從專業的角度對人類的現實困境充滿著憂患。但這位充滿憂患意識的專家卻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束手無策，這並不是專家的無能，而是專家不願意去效仿和學習現實中的行為規則，因為這些現實中的行為規則是與她的理想相背離的。現實與理想的背離，是所有知識分子共同麵對的困惑。作者以故鄉這個意象來隱喻這個困惑，這恰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之“大”。其次，我也看到了年輕一代的精神困惑。弋舟的《安靜的先生》是一篇很耐人尋味的小說。一位退休後的老先生，決心尋求一種淡泊清靜的生活。他做一隻候鳥，冬天時從北方來到南方，尋一個小城鎮住下來，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安靜地度日，無所牽掛，也與世事無關。但世事偏偏不放過這個無所牽掛的老頭，頻頻地來騷擾他。作者筆下的老先生，曾經身居要職，顯然曆經滄桑，這一切作者都沒有交代，也無須交代，重要的是，這位老人覺悟到安靜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我以為，作者真正的用意並非要塑造一位安靜的老先生，從字裏行間，我們分明感覺到作者對現實的激憤之情。社會是那樣的喧囂、浮躁、無序，而人的心境則充滿了汙穢的塵土，找不到半點潔淨之處。安靜的先生在同裏古鎮遇見一位老先生，兩人“一見鍾情”，心心相印，安靜的先生就在老先生的相邀下住在他的家裏。他們相安無事，但他們的晚輩卻驚慌詫異。作者通過這樣的細節表達出年輕一代的自責，也表達了他對這個喧囂世界的深深困惑。鄭小驢的《少兒不宜》，以一個少年的眼睛去看待鄉村文明遭遇城市化的野蠻入侵。遊離和眾多的鄉村少年一樣，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考上大學，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可是進入城市就能有前途嗎？遊離的表哥卻提供了一個反麵的實例。在遊離家鄉，蓋起了一座溫泉度假村。雖然遊離還沒有進入城市，卻通過這個溫泉度假村感知到了城市的另一麵。這讓他對未來更加迷茫。這篇小說非常真實地表達了一個“80後”的內心困惑。作者鄭小驢就是一位從鄉村走出來的作家，他目睹了中國社會近幾十年來的巨變，可貴的是他始終帶著一種質疑和困惑去麵對世界，這也就會使他在文學上走得更遠。再次，從年輕作家的作品中我也看到了年輕人的朝氣和風格，比如甫躍輝的《驟風》中的一種特別的想象，顏歌的《悲劇劇場》中的青春體的語言敘述，徐則臣的《輪子是圓的》中體現出的一種敘事的衝擊力，都帶有年輕一代鮮明的印記。這一切也說明一個事實：盡管短篇小說這種形態是非常傳統的，但它絲毫也不會是衰老和陳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