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經曆過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這段曆史時期的人們，假如還有興趣仔細回憶的話，大都會留下一個天宇漸開卻又十分緩慢的記憶。當然，這也從側麵說明黨中央對十年“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困惑與艱難。
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的一個階段裏，作為與外界基本隔絕的莊稼人，對國家政局的前景毫不知情。但不知為什麼，大家的心情卻莫名其妙地釋然了。原本始終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在沒有任何上級指示的情況下，已悄然緩解了。這當然是民意所至，但民意之後的勇敢，如今想來，也確實令人欽佩。
在為迎接一九七七年所準備的晚會上，唐莊大隊毛澤東思想業餘文藝宣傳隊排練了許多新節目，像當時正風行的男女對唱《夫妻學文化》、女聲獨唱《繡金匾》、小歌劇《兄妹開荒》等，讓很多中國人恍若置身在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最初歲月裏。
一天，新上任的村支部書記唐桂善走進排練節目的會議室。
“唐桂本大哥，我看這段相聲不錯。”說著，他把一張《人民日報》遞給我們：“我想讓你和唐浩大哥來演，效果肯定不錯。”
“我？”我頓時慌了，“不行不行，我還是別上台了，影響不好，影響不好。”我急忙推脫。
“有啥不好的？”唐桂善竟一下子火了：“出了事我兜著。再說了，‘四人幫’都倒了，還怕啥呀？”他撂下報紙就走了。
這是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的一段諷刺和批判“四人幫”的相聲。天呐，拿不久前還一人之下國人之上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開涮，我頓時覺得這簡直是在摸老虎屁股。在風雲變幻的那個時代，誰也不知道那老虎還能不能活過來呀。
立春卻感到特別開心：“大叔呀，這麼多年了，這回要看你上台了，哈哈！”
“還笑呢，弄不好，這可是要掉腦袋的事情。”我板著臉說。
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台下不斷報以熱烈的掌聲中，我真的感受到了“民心不可違”這句千古箴言。
父親已完全不能自理了。為此，唐華從早到晚，從洗臉到喂飯，輔助翻身，幾乎一刻都不得閑。因為擔心長褥瘡，母親特地為父親做了兩床褥墊，在低矮的抗震棚裏，在失去意識、失去語言功能的殘酷現實中，父親正艱難地在人生的最後歲月裏爬行。
我用幾個通宵達旦的夜晚，以母親的名義給大連港務局黨委寫了一封長長的申訴書。其中逐條澄清和解釋了他們當初給父親定下的罪狀，我希望大連港能來人，探望一下這個為大連港的職工教育鞠躬盡瘁，並即將死而後已的我的父親。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踐踏》。二十七天之後，父親溘然長逝，終年六十七歲。
那一天正值春分，白天與夜晚恰恰相平。
一年前，病中的父親就囑咐過我：“死後要火化，不去地富墳。”父親在靈魂深處，一直抗拒著將他打入反革命陣營的粗暴與荒謬。
唐桂金二哥趕著馬車，與我一起送父親上路了。當時遷安尚無殯儀館，我隻能將父親的遺體送到鄰縣盧龍下寨去火化。
這是一條古老的鄉村土路，半個世紀之前，父親就是踏著這條由兩道車轍碾壓出的土路走出唐莊，走向昌黎彙文中學的。如今五十年過去了，當年路旁無意長出的小樹，如今已長成高大挺拔的白楊，而當年那個對山外的世界充滿好奇與探索期冀的孩子，如今已含冤作古了……
馬車順著盤山路，輾轉來到趙店子村南的山坡上。強勁的西風順著灤河兩岸那片無垠的原野迎麵吹來。駕車的轅馬在大風中艱難地將頭垂下，蓬亂的馬鬃在風中像一團野火。
突然，一陣強風將裹在父親身上的棉被忽地掀開了。我心裏一驚，惶惶然望著父親那張蒼白而平靜的臉，二哥卻哇的一聲哭了：“我大叔想他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