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時空的作家，又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作家。正如世界有多複雜，人有多複雜，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多複雜一樣。
現在，俄羅斯和全世界已悄然興起一門新的學問——陀思妥耶夫斯基學。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個謎，他的作品也是個謎。破譯這個謎，是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學家研究的基本課題。
專家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與創作，一般分為兩個時期：西伯利亞之前和西伯利亞之後。本書《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一八六一）則處於這兩個時期之間，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既保留了四十年代作品的思想、內容和風格，又承上啟下，開創了作家後期以探索社會秘密、人心秘密為主的社會—心理—哲理小說的先河。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於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莫斯科馬利亞貧民醫院一個醫生的家裏。住地偏僻，住房狹小，家境貧寒。幼年時，作家常常同哥哥米哈伊爾一起趴在窗口，觀看坐著大車、扶老攜幼前來醫院看病的城鄉貧民。這種淒涼、蕭索的環境，對作家以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三十年代初，他父親在圖拉省購置了兩處不大的田莊，使他在暑假有機會接觸到當地的農民。一八三九年，他父親因虐待農奴和道德淪喪被農奴毆打致死。這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他無論在私下，還是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事[1]。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說，亦即他的成名作《窮人》。一八四九年，他因參加當時的革命團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當眾宣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以陰謀反對正教教會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入獄。同年十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十二月，他們被綁赴彼得堡謝苗諾夫校場執行槍決。可是在臨刑前的最後一刻，送來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詔書。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爾後又流放到西伯利亞邊防軍當兵。
許多文學史家說，經過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拋棄了從前的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轉而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愛、寬恕，乃至逆來順受；而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失敗，更加劇他的思想危機。
是沙皇政府的監獄、死刑判決和非人的苦役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了嗎？是他苟且偷生，貪生怕死嗎？是凶惡的敵人把他嚇破了膽嗎？不！他在沙皇政府的監獄裏和法庭上不愧是一個革命者。他堅貞不屈，甚至為他人受過，也決不諉過於人，出賣自己的同誌[2]。囚禁於彼得保羅要塞，被判死刑，綁赴法場，臨刑前的赦免，苦役，流放，都沒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都沒有能動搖他的革命意誌和信念。
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憶道：“我們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斷頭台上，聽著對我們的判決，毫無悔改之意。”“摧毀我們的不是流放的歲月，也不是痛苦。恰恰相反，任何東西都不能摧毀我們，而且我們的信念，由於意識到業已完成的天職，從精神上支持了我們。”“不，是一種別的東西改變了我們的觀點、我們的信念和我們的心……這另一種東西，就是與人民的直接接觸，在共同的不幸中與他們的兄弟般的結合……我再重複一遍：這不是立即發生的，而是逐漸地，在過了很長很長時間以後。[3]”
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於一八六○年九月發表在他們兄弟倆主編的《時報》雜誌上的一篇聲明。這篇聲明標舉“根基論”，主張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必須植根於人民的“根基”，與人民打成一片。至於他後來標榜俄國人民“自古以來的思想”就是信仰基督和沙皇，主張寬恕和博愛，反對像西歐那樣采取暴力來推翻現存的社會製度，那是到後來才逐漸明朗化和綱領化的，與他的流放和苦役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至於他也說過一些“我有罪”，“我錯了”，“我罪有應得”之類的話，乃是為了獲得皇上恩準他發表作品而說的一些違心的話。這對於有過大致相同經曆的人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某些文學史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觀和順從是靈魂被擊毀了的、嚇破了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心理狀態的表現。”這也不符合曆史事實，這是對這位具有世界聲譽的偉大作家人格的“莫須有”誹謗。試看他在已被判刑的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從彼得保羅要塞寫給他哥哥的信中還莊嚴宣稱：“哥哥！我不憂傷，也不泄氣。”“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會絕望，而且會保持我的思想和心靈的純潔。[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