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傷寒，我抗議你來幹涉，先生。”他斬釘截鐵地說，“這裏，除了我以外，誰也無權提問題。我已經盡了一切力量，已經盡了我的責任——”
伯爵不說什麼話，隻向床上指了指，這樣一來就打斷了道森先生的抗議。仿佛道森先生覺得這是對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種無言的駁斥，於是更加憤怒了。
“對你說，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他重複了一句，“現在已經去倫敦請一位醫生。我要和他診斷這種寒熱的性質，但是我不和別人商量。我堅持你應當離開這間屋子。”
“我走進這間屋子，先生，是為了神聖的人道主義，而且，假如請的這位醫生來遲了，”伯爵說，“為了同樣的緣故，我還要再走進這間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熱已經轉變成傷寒，對病情這次不幸的惡化，應當歸罪於你的醫療方法。這位小姐如果不幸死了，我要出庭做證，證明是由於你的無知和固執造成了死亡事件。”
還沒來得及道森先生回答，伯爵還沒離開我們，這時候通往起居室的門開了，隻見格萊德夫人站在門口。
“我要進來，我一定要進來，”格萊德夫人說，口氣異常堅決。
伯爵並不去阻攔格萊德夫人，卻自己到起居室去，讓她走了進來。在一般情況下，他絕對不會忘記傷寒有傳染的危險，絕對需要迫使格萊德夫人當心自己的身體，然而，在當時那一陣驚慌中，他顯然忽略了這一點。
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道森先生這時候反而更加鎮定了。格萊德夫人剛朝著床那麵走去，道森先生就攔住了她。“我實在感到遺憾，感到難過，病人的寒熱恐怕是傳染性的。”他說，“在我還沒能診斷之前，請您仍舊別走進這間屋子。”
格萊德夫人勉強支持了一會兒，後來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暈過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從醫生身邊攙起，扶她到自己的屋子裏。伯爵在我們之前走，一直等到我出來告訴他，說我們已經把她救醒了，這之間都在過道裏等候。
我回到醫生那裏，說格萊德夫人有話立刻要對他說。他於是就去寬慰她，說新請的醫生再過幾小時就會來到。那幾個小時過得很慢。珀西瓦爾爵士和伯爵都在樓下等候著，不時派人來探聽消息。最後，五六點鍾的時候，我們總算放下心來，醫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輕的人，神情嚴肅，而且顯得很果斷。我不知道他對以前的治療有什麼看法，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呂貝爾夫人提了許多問題，卻很少去問道森先生，而且在檢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時，好像也不太留心去聽他的話。按照這方麵的觀察，我開始懷疑，伯爵對這病的診斷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道森先生等了一會兒，最後才問到請這位倫敦醫生前來判斷的那個重要問題，當然，他這一問更證實了我的想法。
“您認為這是什麼熱病？”他問。
“是傷寒，毫無疑問，”醫生回答，“這是傷寒。”
那個冷靜的外國人，呂貝爾夫人，這時把兩隻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長的笑。當時伯爵如果在屋子裏，聽到自己的看法被認為是正確的，他那滿意的表情大概也不過如此吧。
醫生囑咐我們看護病人時應注意的事項，說他五天後再來診視，然後離開了我們，去和道森先生單獨商量。他對哈爾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發表意見，他隻說，在這個階段，還無法判斷是不是可以把病治好。
大家都提心吊膽地度過了那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