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良把女人埋在山背後的鬆林裏，每到夜裏，峽穀裏的人都能聽到他悲傷的哭聲。那些心腸慈軟的女人，也陪著他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這一年的冬季，全公社的勞動力都被集中到擦耳岩來造梯田，山頂上架著大喇叭，天還沒亮，大喇叭就唱開了：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接下來便是公社書記講話：……今冬明春，我們要大幹快上，掀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新高潮……喇叭裏不時“噝”的一聲，就像公社書記講著講著，突然從嘴裏拉出一根鐵絲。工地上還有一幅標語：嚴肅認真、團結活潑。公社書記是複員軍人，辦事既嚴肅又認真，但說到團結活潑，社員的腦子首先冒出來的是靈活的脖子，“活脖嘛”，脖子靈活，行動才敏捷嘛。他告訴大家，要艱苦奮鬥，要超英趕美。可農民揮著鋤頭，挑著泥土，卻很難想到自己是在跟誰比試，又不是摔跤、跑步、逢年過節搞玩耍。因此他們總是一邊幹活一邊談論豬呀牛呀，東家長西家短，不時嘻嘻哈哈。
隻有文久良比較符合公社書記的要求，他在兩山之間的窩棚裏專門修理磨禿的鏨子，鑿缺的鋼釺，斷龍的鋤頭。他捶打燒紅的鋼鐵時兩眼放光，就像那鮮紅的鋼鐵裏有精靈在挑逗他，在和他鬧著玩，任他動作怎麼麻利也捉不到它。他不去紮堆談笑，也從不計較幹多幹少。書記很想把他樹立成一個模範標兵，可他一旦離開鐵砧，離開鐵匠鋪，他就像失水的蘿卜，手腳遲鈍，目光呆滯。說個話喉嚨像有顆燙栗子，吞吞吐吐模模糊糊。公社書記隻好作罷。
姐姐們再給他張羅婚事，他全都搖頭。大家都以為他從此再也不結婚了，對他既欽佩又同情，在這山溝溝裏麵，難得有這麼重情重義的人。
直到他四十二歲那年，他在橫坡坳守水，在“倒龍管”旁邊撿了個奄奄一息的女人，他把這個人背去醫院，然後又把她背回家。第二年，女人給他生了個兒子。
雲秀風清，滿山紅葉黃花。
文家灰出生這年，大集體解散了，人們整各自的地吃各自的飯。沒有生產隊長，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心裏有種莫名其妙的懸乎。有人懷念起文正澤，說他要是在就好了，就可以到他家去請神了。出乎他們的預料，有一天文久良在鐵匠鋪製作了一套工具，把神從木頭裏請了出來，經他手請出來的神和他父親請出來的一模一樣。漸漸地，文久良成了遠近聞名的神匠。和父親唯一不同的，是他多請了一尊財神。這不是他的意思，是前來請神的人的意願。以前他們從沒供過財神，從現在起，他們不能再怠慢它了。
埋在三岔路口的路神，是文久良最近幾年雕刻的唯一的一尊路神。自從財神在眾神中的地位越來越顯赫，路神、山神、稼禾神就越來越受冷落。最近幾年，有人甚至隻請財神，連家神也不要了。文久良常常為此不安，但他自己，也不知不覺地受到這種潮流的影響，對路神、山神愛理不理。他想起一句俗話：要人的時候要人，不要人的時候屙尿淋，不禁有些慚愧。如果路神心量狹小，那麼，它還會不計前嫌努力向著東莞進發？還會附在兒子文家灰的耳邊大吼一聲：家灰，你有好多年沒回家了？哼！
文久良恨不得把路神刨起來，把自己當路神埋下去。
自從把路神埋在三岔路口，文久良對兒子的想念更加熾烈了。五年了，雖然擦耳岩的人習慣用季節計算時間而不是小時，但五個春秋，也不算短了。
在山坡上幹活時，隻要看見有人走進峽穀，他的心就抑製不住怦怦跳。有好幾次，他以為一定是家灰，拄著鋤頭一瘸一瘸地往山下跑，跑一陣站一陣，直到確定不是家灰，他才遺憾地、害臊地、渾身無力地爬回來。往下跑時，拄著鋤頭不是因為腿瘸，要拄著拐杖才能走，而是因為來不及丟下它，他不用拄任何棍棒都能走。當他往坡上爬時，鋤頭真成拐杖了，全身的重量都壓在上麵才能挪動腳步似的。
接連十多天，他都在看得見大路的山坡上幹活，今天澆糞，明天除草，禾苗被他侍弄得打蔫兒了，可他一點也沒發現。
菜園裏的豇豆、茄子什麼的，他一會兒嫌它們長得太慢了，怕兒子回來沒菜吃，一會兒又嫌它們長得太快了，再不摘就變老了，不能吃了。
他聽說，最近回來的人多，那邊的工廠不大景氣。他聽到的是片言隻語，是那些從門前路過或者在離他不遠的地裏幹活的人說的。他很想去問個究竟，但他沒去。
吸著葉子煙站在門前看山看水，看千山草黃，楓林如火，看彎曲的小路。薄薄的眼光如果能夠一層一層地鋪在那條路上，都應該有銅錢厚了。
有一天，他從堆放雜物的樓上把很多年前雕刻的三姐找了出來。他以為很難找，實際上他一下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