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寫短篇小說多一些。從1972年寫第一篇短篇小說開始，我已經操練了四十餘年，積累的短篇小說有二百六七十篇。比起外國的一些作家，我寫得並不算多。契訶夫活到44歲，寫了近千篇短篇小說。莫泊桑終年43歲，寫了三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說。歐?亨利活得歲數稍大一些，活到48歲，發表的短篇小說也有幾百篇。僅從作品數量上看，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寫作是多麼勤奮。不過我心裏也有些打鼓，這幾位寫短篇小說的大家，他們怎麼連50歲都沒活到呢，是不是寫短篇小說特別消耗人的生命呢！我的創作成就當然不能和他們相比，但讓我感到幸運的是，我不但活過了50歲，還超過了60歲。一個人的歲數超過了一個甲子，才寫了不到三百篇短篇小說，的確不算多。
其實除了寫短篇小說，我還寫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寫了二三十篇，長篇小說已經寫了七部。在長、中、短三種小說中，王安憶認為我的短篇小說寫得好一些，她給我寫信，鼓勵我多寫短篇小說，說寫短篇小說是需要一定數量的。我的短篇小說不管發表在哪裏，她幾乎都能看到。在給我的小說集寫的序言中，她寫道：“我甚至很難想到，還有誰能像劉慶邦這樣，持續寫出這麼多的好短篇。”在分析原因時，她說了三點，一是靈感，二是鍛煉，三是天性。比起靈感和鍛煉，她認為天性更為重要，說我的天性裏似乎有一種與短篇小說投合的東西。王安憶所說的天性，讓我覺得有些神秘，我的天性裏哪些是與短篇小說投合的東西呢，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被譽為“短篇小說聖手”的林斤瀾老師，對我寫短篇小說亦多有提攜。他為我的短篇小說《鞋》寫過短評，還為我的短篇小說創作寫過綜合性的評論。他說我不吹薩克斯，不吹法國調，吹響的是自己的嗩呐，是短篇小說寫作道路上的“珍稀動物”。還說我“出自平民，來自平常，貴在平實，可謂三平有幸”。還有雷達老師、崔道怡老師、李敬澤等，對我的短篇小說創作都多有鼓勵。他們的鼓勵，使我堅定了持續寫短篇小說的信心，我對他們心懷感激。
有媒體記者跟我探討短篇小說，問短篇小說的特點是什麼？它與中篇、長篇相比，有哪些主要區別？我知道回答這些問題是很難的，弄不好就會像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但人家把問題提出來了，你不回答又不好，我隻得硬著頭皮回答說，短篇小說的特點就在於它的虛構性，極端的虛構性。它是心中栽花，平地摳餅，在現實故事結束的地方開始短篇小說意義上的故事，在看似無文處作文。我借用汪曾祺評價林斤瀾短篇的話，“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有話則短，無話則長”，來表明自己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我還試著對何謂“有話”和何謂“無話”作了解讀。我理解，所謂“有話”是指別人已經說過的話，已經寫過的故事，已經表達過的思想，現實生活中已經發生的事情。所謂“無話”呢，是指別人還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寫過的故事，沒有表達過的思想，現實生活中尚未發生、但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既然“有話”了，作家就應當少寫，或者說不用寫了。而“無話”的地方，才是作家施展身手大有作為的地方，才符合創作的本質性要求，實現作家創造性寫作的願望。
至於短篇小說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的區別，我們當然不能以量化的標準，僅僅以小說的字數來衡量，相區別。我打了一個比方，說長篇小說像大海，中篇小說像長河，短篇小說像瀑布。“大海”波濤翻滾，雄渾壯闊。“長河”迂回，曲折，奔流不息。“瀑布”飛流直下，直搗龍潭。這三樣東西雖說都是水質，但它們有著不同的形態，不同的任務，不同的審美效果。有作家朋友說，有的短篇小說可以拉長，可以拉成中篇小說，甚至是長篇小說。可是，能不能從一部長篇小說裏取下一塊，變成短篇小說呢？我的體會是不能。因為短篇小說有著特殊的結構，特殊的肌理。寫短篇小說有著特殊的取材方式和思維方式。（待續）
[ 作者係北京作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