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記事時起，就知道這個盲人大舅了，他個子高高腰杆筆直，說話聲音洪亮，但手裏拄著一根棍，走路時要用棍不停地搗著地麵，摸摸索索地走。比起其他兩位臉上充滿威嚴的舅舅，我更喜歡這個盲人大舅，他待人隨和，說話總是笑容可掬。
大舅為什麼是一個盲人？我不明白。
為了體驗盲人的神秘，小時候我曾緊閉著雙眼學大舅走路，眼前的黑暗和東撞西碰的腳步，使我堅持不了兩分鍾就不行了，這給我幼小的心靈很大的影響，原來生活中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失去光明，生活在黑暗之中。
在我的記憶裏，許多盲人都是獨身的，因為，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健康的人都難以生活下去，哪有女人肯嫁給一個盲人。大舅雖然是一個盲人，但卻有一個大家庭，家裏一共有六個老表，和我們弟兄五個年齡相仿。這樣的家庭在那個年代無疑是貧困的，但大舅和大舅媽用辛勤的勞動把艱難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
然而，讓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大舅原來並不是盲人。
這就要從糧站說起。
村子離鄉政府所在地黃疃廟不遠，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個春天，鄉糧站要從幾十裏外的另一個糧站運一批大米過來，兩地相距四五十裏，翻山越嶺，不通公路，糧食全靠民工用肩膀挑，一擔米規定的重量是一百二十斤，從幾十裏外挑回來，工錢是二斤半的米。那是一個饑荒的年代，這二斤半的大米，可以幫一個家庭渡過短暫的難關，但那時候，人們的身體普遍虛弱，能挑一百多斤擔子，走幾十裏路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據說，有的人挑著擔子，走不動了，坐下來歇歇就再也沒有起來。但許多人還是冒著風險，要去挑糧站的大米。
大舅那年十六歲，但勞動已使他有了結實的身材和高高的個頭了。大舅也想去挑米，但米不是什麼人都能挑到的。大舅的姨媽在街上住，大舅通過她，找到了糧站，糧站的工作人員，看了看大舅，就同意了。
那是一個晴天，大舅一早就起來了，他從屋裏的架子上，抽出去年放在上麵的桑木扁擔，用抹布擦去灰塵。扁擔露出一層黃的包漿來，這是大舅的汗水浸潤出來的。大舅用手按按，扁擔在結實中露出柔軟的彈性，在莊稼人眼裏，這就是最好的扁擔。大舅找來兩根繩子繞在扁擔頭，就出門去了。
大舅走到半路上，外婆從後麵追了上來，外婆穿著寬大的粗布衣服，頭上挽著一個發髻，胳膊挎著一個籃子，她在彎曲的田埂上，一邊跑著，一邊喊著大舅的名字。大舅停了下來，外婆追上來，從籃子裏拿出幾塊用小麥麵煎的餅子遞給大舅說，兒呀，你不帶點幹糧上路，要是餓了怎麼辦啊？你早晨還沒有吃，怎能就走了？
大舅這才知道，自己還沒有吃早飯。
大舅接過外婆手裏的餅子，還有著濃濃的熱氣。大舅說，媽，你從哪弄的麵？外婆說，從大戶家借的。大戶是村子裏的一個剃頭匠，家裏帶了幾十個小徒弟，每天有幾十把刀子出門，到方圓幾十裏的村子裏去剃頭掙錢，在村裏是一個富裕的人家。
大舅說，你怎麼借到的啊？
外婆說，我對他說了，說你是去糧站挑米，回來就有米還了。
大舅要分一半給外婆，大舅說，我隻要這幾塊就行了，你吃幾塊吧。
外婆不同意，外婆說，兒呀，你這是出體力，你可挑下來？你吃了吧。外婆望著眼前的大舅，他雖然長成一個大個子了，但外婆心裏清楚，他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大舅啃著餅子繼續上路了，他的身子裏鼓滿了力量，他覺得自己的肩膀一定能挑起家裏艱難的生活。
外婆挎著籃子往回走，走了兩步，又舍不得地回頭望。大舅的身影在寬闊的田野上顯得十分地單薄，大舅開始下河坎了，他的身影慢慢地矮下去，終於消失了，過了一會又一點點地從對岸慢慢高出來。外婆看得眼睛有點發酸了，她揉了一下眼睛，踽踽地走回了村子。
大舅到糧站報到後，站長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有一個挑糧的人，在半路上死了，讓他去把糧食挑回來，人不要管。
大舅一聽就頭皮發麻，他長這麼大還沒見過死人，就磨蹭著不想去。
站長是一個大肚子的男人，說話聲音低沉，充滿威嚴。他說，你不願意就回家吧，我這裏願意去的人還很多哩。
大舅隻得去了。
大舅一口氣走了十幾裏路，到了地方。那裏還有一個糧站的工作人員，他看了大舅的介紹信，讓大舅去挑糧。大舅看到那個挑糧的是一個瘦弱的中年男人，麵孔慘白地躺在田埂上，歪斜著身子，看得出來，這也是一個養家糊口的人，但他終於體力不支，倒在了挑糧的路上。
大舅把中年男人的扁擔退下來，換上自己的扁擔，彎下腰，把扁擔放在肩上，一起身，兩隻沉沉的袋子就起來了。大舅挑起來就走，他越走越快，生怕後麵的男人起來了，追要他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