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街上幹過零工，這種零工各位大概在小區門口、勞務市場之類的地方見過，大部分都是下崗職工，也有不少農民工。每人弄個小紙牌，上麵寫上“電工”、“水暖工”、“雜工”之類的，舉在手裏或放在地上都可以，也有掛在胸前的，就像標了價的牲口，一旦有人來問，大家就一擁而上，追著人家喊：“要不要人，要不要人？我什麼都幹。”就跟打群架一樣。
我就是那個“雜工”。因為除了焊接啥也不會，而一般家裝又很少用得到焊工，所以隻好做“雜工”，可誰知道做“雜工”也不是那麼簡單，人家那些“雜工”都是全能型的，粉刷牆壁、鋪地磚，甚至簡單的走線、水暖都會。而我這個“雜工”，說來慚愧，隻會打打雜。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我在勞務市場蹲了三天也沒人答理我，唯一接到的一個活兒還是一個水暖工看我可憐，讓我幫忙打打下手，幹了三個小時，掙了十塊錢。
後來我還擺地攤賣過小商品，就是些手機掛件啊，竹編小家具啊之類的小玩意兒。那次可真是倒黴，擺攤第二天就碰上城管、公安、工商聯合執法，百十號人浩浩蕩蕩殺到街上，整條街的小商小販抱頭鼠竄人仰馬翻，水果青菜胸罩褲衩扔得遍地都是。我因為長得驢高馬大，又對聯合執法出言不遜，說了些什麼“還讓不讓人活了”之類的話，所以被英勇的城管同誌重點打擊了一下，攤子被掀翻不說，還挨了幾下正宗的窩心腳，肋骨差點被踹斷。執法行動結束後，我坐在馬路牙子上，看著自己花了幾百塊錢進的貨被踩得稀爛，感覺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心裏湧起一陣陣難以言表的傷心和委屈，幾乎就要失聲痛哭。
這些大概就是我下崗頭兩年的遭遇，說實話混得是真不怎麼樣，最慘的一個月才掙了六十二塊七毛錢。雖然當時每個月還有兩百多塊的低保，但是一家四口人又要吃飯又要穿衣，這點錢根本不夠，而且這錢有時候還拖欠。我零零碎碎掙的那點錢，都給孩子交了學校的各種費。葉紅也下崗了，她父母退休在家，身體一直不好，動不動就進醫院，日子也很艱難，除了定期來看孩子以外，孩子每個月三百的撫養費，我從來沒問她要過。
家裏的日子很拮據，我媽住的是平房，冬天取暖要靠燒爐子，可是我連蜂窩煤都買不起，更燒不起電爐子，倆孩子放學回來隻好裹著被子寫作業，要等到做飯的時候才能圍在煤氣灶旁邊，借著煤氣灶的火暖和暖和。吃的就更別提了，半個月也吃不著一頓肉，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蘿卜，吃得倆孩子看見白菜就要吐。有一次學校上美術課，老師讓孩子們畫自己做的夢，我那倆兒子，一個畫了一堆白菜，另一個畫了一堆蘿卜，結果還被老師訓了一頓，說他們倆嘩眾取寵想出風頭，兩個孩子無言以對。因為老師不能相信，在堂堂的二十一世紀新中國，眼看就要實現小康的年代，還有人家裏天天吃蘿卜白菜，簡直是故意給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抹黑。
讓我頭疼的還不止這些，因為我每天在外麵疲於奔命，我媽的身體又不是很好，兩個孩子都沒人管。我還欠著學校好多學雜費，老師讓孩子帶話回來，說沒錢上什麼學？幹脆不要上了，回家看奧特曼去好了。可我就是拿不出錢，結果孩子在學校被老師一次一次訓，被同學一次一次笑，性格變得很乖戾，經常在學校跟同學打架，搶同學的錢和東西，還曠課跑到網吧去玩兒，有時候甚至一兩天都不回家。學習成績越來越差，有一次考試，一門功課倆人加起來都沒考夠60分。學校一次又一次地請我去談談，勒令我嚴加管束，要不然就要開除他們。
於是我每天除了出去掙錢，又多了一個任務：到網吧找兒子。開始的時候，我還能苦口婆心地教育他們，但是收效甚微，後來我就漸漸沒了耐心，終於有一天開始動手打，這一動手就越發不可收拾，我越打他們就越跑，他們越跑我就越打，這種惡性循環，讓兩個孩子看見我如見仇讎。我記得有一次，兩個小子在網吧玩了三天沒回家，我跑遍了半個城，好不容易給找了回來，不由分說就是一頓胖揍，兩個孩子頂著我的皮帶，從頭到尾一聲都沒哭，臨了給我撂下一句話：“爸，你也就這點本事了。”一句話說得我四肢冰涼如墜冰窟，頹然坐倒在床上，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