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1 / 3)

一、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增長方式轉折點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通常體現在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或初級產品上麵,表現為農業經濟相對大的份額,或者初級產品出口的較大份額。但是,依靠不可再生資源維持增長是不可能長久的,因此,這種增長方式終究要遇到一個轉折點,即從依靠資源轉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質資本的積累。這個轉折能否成功的標誌,就是能否把國民儲蓄水平提高到具有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臨界最小水平。能否實現這個轉折,是庫茲涅茨關於農業經濟和現代經濟增長的分野。目前仍然處於不發達狀態的國家,本質上就是沒有跨越這個門檻。一旦實現這個轉折之後,資本及其積累水平在經濟增長中就開始成為至關重要的要素。

劉易斯(Lewis,1954)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迅速的資本積累,或者說如何把儲蓄率和投資率從4%~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羅斯托(2001)也把儲蓄率和投資率從5%上升到10%或以上作為經濟起飛階段的條件。因此,在最早的經濟增長理論中,資本被看做是唯一需要關注的生產要素。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投資增加從而工業部門擴大就是經濟發展的代名詞(Lewis,1954)。

由於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資本積累並不能無限地保持經濟增長,終究要遇到第二個轉折點,即把經濟增長源泉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或生產率提高。經濟學家很早就發現,除了常規的生產要素即土地(或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增加導致經濟總量增長外,往往還有一部分增長不能由這些要素增加來解釋。也就是說,除了資本和勞動對產出增加作出貢獻外,還有一種未被發現的因素在起作用。稍早的時期,人們把這個未知的因素叫做該生產函數的“殘差”(Residual)。後來,經濟學家逐漸認為這個未知的因素,實際上是一係列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綜合表現,所以將其叫做“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經濟擴張,生產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也可能實現高速增長,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因此,在這個轉折點上,國家之間會發生分化,經驗表明,有三種可能的路徑。第一種是實現了這個轉變,生產率提高成為持續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例如,從TFP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來看,美國在1948~1973年期間高達52.5%,在1948~1996年期間為35.3%(Hulten,2000)。第二種是沒有實現這個轉變,如由於勞動力短缺造成資本報酬遞減,從而未能保持其高速經濟增長的前蘇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種是一些人口轉變完成較快,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創造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這樣的經濟增長條件,使得資本報酬遞減過程後延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旦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老齡化過程加速並加深,經濟增長可資利用的人口紅利便消失,增長源泉必須轉移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

二、為什麼中國能保持高速增長

在計劃經濟時期(1958~1978年),中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9%。在這個增長率中,生產率提高的貢獻份額為負數。資本和勞動力對增長率作出的貢獻中,有大約13%被生產率的降低給抵消掉了。改革期間,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到9%以上,TFP的貢獻率也大大提高,與亞洲四小龍的相應時期十分相似(帕金斯,2005)。在這一期間,中國的對外開放速度是空前的,對外開放程度也不斷加深。例如,貿易依存度從1978年的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4年的69.8%。在1979~1984年期間,全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隻有41.04億美元,2004年一年則達到606.30億美元,增加了14倍。由於引進設備投資的技術是比較先進的,並且有逐漸提高技術層次的趨勢(Jiang,2002),因此,生產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是從對外開放中獲得的。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所造成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保持了長達1/4世紀的高速增長。

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主要得益於兩方麵的效應:首先,市場化改革,特別是生產要素的市場發育帶來了資源重新配置效應。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製後,農業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矯正了計劃經濟時期嚴重不平衡的勞動力資源配置,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源泉。蔡等(1999)的研究結果證明:1978~1998年期間,GDP增長率中有21%來自於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貢獻。其次,人口轉變的提早完成,使中國正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階段,勞動力供給豐富,儲蓄率持續攀高,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憑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企業得以克服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獲得競爭優勢,實現了連續25年的高速經濟增長。

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也形成了過分依賴生產要素投入的慣性,而不是生產率提高驅動式的。根據經濟學家的估計,改革以來,由於非公有經濟的成長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增長中TFP的貢獻份額有很大的增長(Wu,2003)。但是,觀察TFP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該注意到幾個特點:第一,TFP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作出的貢獻微不足道(蔡等,1999)。第二,TFP貢獻增長率在不同部門是有差異的。一項分部門的估計表明,在1991~1997年期間,隻有農業和交通、郵電和通信業有迅速的TFP增長,而工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的TFP增長率較低,甚至有所下降(Hu and McAleer,2002)。第三,1987~2001年期間,在整體生產率穩步改進的同時,如果把環境生產率與市場生產率分別觀察的話,反映減汙技術利用效率的環境生產率實際上是下降的(Kaneko and Managi,2004)。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或地區(以下稱東亞經濟)創造的所謂東亞奇跡,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趕超發達國家的成功事例。研究表明,這一奇跡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人口轉變(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東亞經濟的人口轉變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大約在1970年以前,當人口年齡結構處於高少兒撫養比階段時,其經濟增長受到抑製,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計當時東亞經濟的穩態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為2%。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入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有利於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根據估算,其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0個百分點(Williamson,1997)。因此,在整個東亞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更高達1/3~1/2(1.5或2.0除以4.1)。

經濟史學家在考察西方經濟增長曆史時,同樣發現了人口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證據。利用歐洲和北美17個國家在1870~1913年期間的經濟增長和人口結構數據進行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得出的結論是,把各國數據加權平均計算,新大陸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0.47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差別的絕大部分(大約為90%~100%),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結構方麵的優勢,即主要通過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相對提高了新大陸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在一些更為具體的事例中,這個結論也是比較具有說服力的。如美國高於法國人均GDP增長的0.3個百分點,完全可以由年齡優勢給予解釋。而意大利在趕超英國的過程中,如果不是存在著人口結構上麵的劣勢,本可以取得比超過0.3個百分點更好的績效。

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也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王德文等,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