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和重慶都有很大的農村腹地，均相當於歐洲的一個國家。它們與全國一樣，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依靠由威權政府增進和維護經濟自由、提供穩定的經濟運行環境問題不大。但是，正如要實現朝著高人均收入轉型，繼續低級階段的經濟和政治風格是遠遠不夠的。
五 展望：“中等收入陷阱”與公共政策轉向
未來中國若要實現高速增長，以使得中國的人均GDP明顯高於當下的中國，仍然需要進一步增進經濟自由，並繼續為經濟運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但是，未來的成功要求與改革三十年時完全不一樣。過去三十餘年，改革沒有觸及核心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可以借助威權政府一定程度上維護和增進經濟自由，從而維護經濟發展。在未來，核心經濟領域的改革難以在現有政治法律體製下推進，反而“國進民退”問題嚴重。經濟自由的繼續增進與維護受到嚴峻考驗。要把人均GDP明顯提高已成無源之水，已屬緣木求魚。這就是說，我國很可能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ADB，2011World Bank，2012）。正如楊小凱和薩克斯曾經提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所做屬於對西方的技術模仿，而下一步要實現憲則轉軌。沒有憲則轉軌，經濟自由就無以繼續增進與維護，更談不上政府對這種更高層麵的經濟自由提供穩定的經濟環境。
上述“天下模式”勾勒了經濟發展的基因型（Genotype）因素，而所謂的“中國模式”隻不過是結合了其他因素之後呈現的表型（Phenotype）。高人均GDP一般所需要的憲政自由體製這種基因型因素是我國所不具備的，也是需要補足的。這就要求我們實現“憲則轉軌”。
既然經濟發展離不開競爭秩序以及與其相關的普適原則，政策層麵就應該改進現有製度環境和製度安排，改進現有政策，從對所謂“中國模式”的迷信轉向遵循“天下模式”。政府需要繼續維持和增進經濟自由，維持經濟運作環境的穩定，摒棄集中權力方式，轉向憲則自由方式，更加平衡地強調經濟效率原則與社會平衡原則。市場經濟是實現經濟效率的最好製度。正如德國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Eucken）所言，市場經濟本身解決了大部分不公平問題，社會平衡解決餘下的一部分不公平問題。這裏還得補充一句，社會平衡環節（衛生、教育等等）本身也需要體現經濟效率，否則仍然體現出不公平（貪汙腐敗、相對收入結構扭曲、負激勵等等）。
總之，在未來，中國需要實現一種明確的公共政策轉向。隻有建立和維護一種維護普適原則的競爭秩序，加之以憲政體製的保駕護航，才能達致較高人均收入，實現“富國夢”和“強國夢”。競爭秩序的存亡與否，關係到我們這種“中國夢”的實現或者破滅。
參考文獻
1.ADB：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August 2011.
2.崔之元，2011：“‘重慶模式’進行時”，共識網，2011年4月17日。
3.Eucken，W。（1952）。Grunds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1.Auflage，J。C。B。Mohr（Paul siebeck）。
4.Pan，W。（2007）。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Speech at Foreign Policy Center，October 11，2007，London。
5.Kuznets，P。W。（1988）。An East Asian Mdoel of Economic Devleopment：Japan，Taiwan，and South Kore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36，No。3（April）。
6.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2012）。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N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Conference Edition。
7.於勤，靜之，2011：“廣東模式PK重慶模式”，《國家政治發展簡報》，第11期，201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