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存在的時代，貨幣改變著人類。貨幣既具有必然性，又屬於人類的發明；貨幣既是社會生產力的素質因子，也是人類社會關係的組織細胞。貨幣是必然性與曆史性、功利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人類在貨幣激勵中實現著發展與夢想，收獲著超越的喜悅；人類也在貨幣異化中迷失著自我與向往，反省著社會的失落。貨幣考驗與貨幣成就相伴而生，人類的本能、社會良知、精神訴求與美好願望，一切都是在貨幣關係的洗禮中努力追求著健康的成長與升華。
曆史而言，雖說貨幣非永恒，但是，貨幣實踐，曆史悠久。然而，現實而言，貨幣既是人類實踐中的熟悉話題，又是人類認識中不斷求解、不斷求證的思考話題。因此，貨幣既熟悉又陌生；因為熟悉而感性，因為陌生而迷惑。為此，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引用英國一位國會議員的話說：“受戀愛愚弄的人，甚至還沒有因鑽研貨幣本質而受愚弄的人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一萬個人中，隻有一個人懂得貨幣問題。
盡管馬克思從社會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態的社會曆史觀出發，在係統剖析商品經濟形態以及當時生產力、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曆史地抽象出“貨幣的基本屬性範疇”以及“貨幣的社會關係範疇”，從而一般地、邏輯地推演出“貨幣的曆史使命”，在經濟形態層麵上邏輯地完成了貨幣本質的社會抽象，然而，在人類還跨不出市場之輪驅動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態下，貨幣命題依然始終是人類麵臨的一個基本的理論與實踐命題。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貨幣中性與非中性”（或者說“貨幣政策有效性與無效性”），既始終是貨幣經濟的本源性命題，也始終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性範疇。
現代一般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研究，就國內而言，更多的是在“貨幣政策存在”的屬性前提下，從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各個不同角度，以及現代貨幣政策體係中的基本要素進行研究的，而從“貨幣中性與非中性”這一貨幣經濟的本源性命題的思想爭論及其經濟學方法論的貨幣理論演變角度，專門係統地探討貨幣政策思想的理論研究則相對很少，本書則正是在這方麵、這一角度上的一種努力，筆者側重於貨幣理論的基礎性範疇和貨幣思想的發展史，在探討與闡述“貨幣中性與非中性”這一貨幣經濟的本源性命題的過程中，努力梳理貨幣政策思想、貨幣政策基礎理論的發展演變。當然，囿於時間、理論積累以及理論研究深度的製約，筆者的這種研究還談不上係統與深入，僅僅是一種初步的嚐試而已，但是，就貨幣政策理論的研究範式而言，筆者的這種研究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對於貨幣政策方法論體係的理論構建，具有一定的、積極的嚐試意義，筆者認為，這也是本書在理論方法上的最大特點。此外，還要附帶說明的是，考慮到本書研究的內容主旨，筆者在本書中盡管依然是從傳統的、狹義的貨幣經濟角度探討貨幣政策的，因而未能就貨幣政治經濟學或者說貨幣社會學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貨幣政策思想觀點，但是，滲透在自己的研究思維模式之中的方法論意義的積極引申，應該說還可能會潛在地體現於貨幣政策功能的經濟福利方麵的拓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社會學領域的貨幣政策意義方麵，這也是人文主義社會科學不容忽視和更需始終努力的理論方向。
的確，經濟理論研究既是經濟實踐的需要，更是經濟學者的一種真誠的社會責任。正如筆者在本書《引論》部分關於自己理論立場的聲明中所強調的，必須尊重人文主義理論精神和充分認識馬克思貨幣經濟理論的價值意義，唯有如此，理論才能為增進人民大眾的福祉服務，理論才能為社會發展與進步服務，理論才會真正具有人民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積極地正視和健康地消解“必然王國”中貨幣異化的社會代價，才能在貨幣關係的洗禮中努力追求和真正實現人類社會的健康成長。因此，從自己在理論研究過程中的深刻的思想感受，以及體現在本書中的思維模式的映射特點，筆者強調性地認為，貨幣政策的理論研究在世界觀、價值觀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指導思想，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理論研究的積極成果必須始終為實踐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這是貨幣理論的最高使命，也是貨幣理論研究者的價值宗旨，也是貨幣理論創新的生命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