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調控使得中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中央區域經濟政策目標選擇的科學性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在支持東部快速發展的條件下，大力進行西部大開發，從而保證了東部極核區經濟向西部腹地經濟的有效輻射；生產要素空間配置模式轉變，快速交通束的建設等方麵的根本變化，推動了長三角經濟區和長三角經濟腹地的空間結構演化。應該說，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為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條件。
（1）生產要素空間配置模式轉變影響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擴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中，由經濟體製轉換帶來的生產要素空間配置模式轉變引導了區域合作的深入展開。同時，由短缺經濟向富有經濟轉型的市場環境變化，也要求由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封閉、均衡型的空間結構模式向開放式、非均衡型空間合作模式轉變。這些轉變推動著長三角經濟區的經濟要素向長三角經濟腹地流動，從而影響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變化。
（2）開放戰略的有效實施影響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擴展。隨著開放戰略的實施，中國經濟日益成為全球經濟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世界經濟形成相互競爭和相互依存的關係，從而對中國經濟的多個方麵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市場結構、資源配置、生產分工以及產業配置的空間結構等方麵的與國際接軌，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是長三角經濟區這個作為中國區域經濟快速增長板塊正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資源配置和生產分工日益開放化，使得長三角經濟區的生產資料既來源於國際市場又源於國內市場，尤其對長三角經濟腹地的依賴度逐年提高。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包括長三角在內的沿海主導產業空間配置模式對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長三角城市產業帶以及由它們帶動的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化，對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也產生著重要影響。
（3）基礎交通束的快速建設和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影響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擴展。在經濟快速發展形勢下，以區域合作和協調發展為主導的新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模式，如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泛環渤海經濟區日益顯示出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優化的趨勢。從這種意義上說，長三角腹地經濟空間結構擴展是一種必然趨勢。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基礎交通束如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的快速建設，直接推動著長三角經濟和長三角腹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促進著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向著優化方向演化。
3.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地域板塊構成
對長三角經濟腹地空間結構演化的基礎性研究是界定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地域板塊範圍。在確定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北部、西部及南部地域邊界上，應以長三角經濟區的極化和輻射實際達到的狀況和相應標準進行分析。
（1）長三角經濟腹地北部地域邊界的確定。長三角經濟腹地北部邊界以新亞歐大陸橋北橋經濟帶的影響範圍為劃分依據。關於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的影響範圍計算，在這裏仍使用前一章所使用的計算方法。不過在邊界場強的確定上有所調整：使用臨近主要城市斷裂點處場強的均值作為確定其影響範圍的闕值。
從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沿線城市經濟板塊的影響範圍可以看出，在西安以東，新亞歐大陸橋形成南北雙橋經濟帶（因為沿線城市的影響區大部分呈現交叉特點，為陸橋經濟帶的明顯特征）。在西安以西，由於區域經濟實力相對較弱，而且存在較大的地理性因素約束，所以城市數量少且影響範圍小並呈現斷裂式分布。因此，在本書的研究中，與長三角經濟區極化與輻射有關聯關係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西安以東部分，即我們的研究中稱為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二是西安以西部分，即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西安以西雙橋（西安西北的西安至蘭州及蘭新鐵路和西安西南的蘭青及青藏鐵路）。應該指出，目前的長三角經濟沿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西安以西部分的極化與輻射作用還不強，因而長三角經濟對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西安以西部分經過的省域經濟板塊發展的影響較弱。我們將這樣的區域經濟板塊界定為長三角經濟的弱影響區（弱經濟腹地）。長三角經濟對長三角弱影響區的極化和輻射的增強，還有待於新亞歐大陸橋沿線城市經濟發展及對長三角經濟極化和輻射傳遞力的提升。受篇幅所限，本書對長三角經濟給予長三角弱影響區（弱經濟腹地）的影響暫不作研究。另外，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即南北橋之間的區域，由於鐵路縱向交通體係如京廣線、京九線、京滬鐵路線及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束的作用，事實上使其與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有機聯係”成經濟區，成為內在聯係緊密的長三角腹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