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這一點而言，稱這一階級為無生產或不生產，似乎是不妥當的。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僅生一男一女來代替父母、延續人類而不能增加人類數目的婚姻，我們不能稱之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同樣，我們也不能稱這一階級為無生產或不生產階級。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的確比僅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更有生產力，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後者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同樣，農民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的確比商人、製造業工人與工匠的勞動更有生產力，但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後者為無生產或不生產階級。
第二，無論如何，將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視為家仆，同樣是不妥當的。
家仆的工作並不能延續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基金的存在，這一基金完全是由主人付出的，家仆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其工作的性質決定了其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相反，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並實現在可賣商品上。因此，我將家仆歸於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勞動者之內，而將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歸於生產性勞動者之內。
第三，無論根據什麼樣的假定，指出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同樣是不妥當的。
持這種學說的人常常說，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如果我們將他們的話表達得更確切些，他們則是在說，這一階級的收入等於這一階級所生產的價值。這樣我們就可以輕鬆地想到，這一階級從這個收入節省下來的部分，必定會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
第四，如果農村勞動者不節儉，不能增加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不會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相反，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趨於節儉，他們則會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
這種年產物的增長方式有兩種：提高社會能夠雇傭的有用勞動力的生產力；增加有用勞動力的實際雇傭數量。前一種方式的提高取決於兩點：勞動者能力的提高；勞動者工作所用機械的改進。由於分工更細致，因而工匠和製造商的勞動比農村勞動者的勞動更簡單。所以，用上述兩種方法可以將前者生產力提到高得多的程度。相比之下，生產者階級並不具備優勢。
正如上述學說所下的結論，隻有雇用有用勞動的資本增加了，社會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才會增加，而這種資本的增加則來自於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借出人的收入的節省額。那麼，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趨於節儉和儲蓄，他們就會雇傭更多的有用勞動量，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
第五，商業國和工業國能夠比無工商業的國家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資料。
重農主義者提出，一個國家居民的收入，完全由其勞動所得的生活資料構成，在相同條件下，商業國和工業國的居民的收入最多。非常明顯，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商業或者工業的進口，其居民生活資料的數量就多於本國土地所能提供的。這樣，沒有土地的城市居民隻要通過勞動，就能夠得到足夠的天然產物來維持生活和發展產業。這種狀態使城市與鄰近的農村的關係更像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
例如，荷蘭的大部分生活資料就是從其他國家得到的——活牲畜來自霍爾斯廷和日蘭德，穀物來自歐洲各國——荷蘭用少量的製造品得到了大量的天然產物。
可見，工商業國用少量的製造品購買大量的外國天然產物，而無工商業的國家則恰好相反。一邊是用少量出口換取大量進口，另一邊卻是用大量進口換回少量出口。顯然，前者的居民比後者的居民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資料。
綜上所述，盡管重農主義學說存在著許多缺陷，但其比其他眾多的政治經濟學學說更接近於真理。
因為，盡管重農主義學說主張與土地相關的勞動才是惟一的生產性勞動，但這個學說也提出，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無法構成國家財富，國家財富是由再生產的可消費貨物構成，並且使其最大增長的惟一有效辦法是完全自然、自由和公正的體製。這個論點的公正性得到了大量追隨者的支持，而且支持者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但是，其最大的缺陷在於，將製造業勞動定性為不生產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