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陳兩主任都出麵挽留，唐縱赴德一事隻得作罷。從一年多前的趕唐縱走路，到現在的對他的執意挽留，這真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大凡在蔣介石身邊的侍從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這就是蔣這個人很難侍候。蔣為人精明，個性乖僻，性格多疑，心理陰鬱，讓人投機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難，蔣的難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陳布雷有一個最大優勢，這就是當蔣介石遇有重大事件時，大都要單獨約陳密談，由陳條陳各方麵的意見，以供蔣決策；蔣每次對文武官吏講話，或由陳事先起草講話稿，或由陳預擬講話提綱。即便是蔣即席講演的記錄稿，也要經陳潤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處、侍二處發出的重要電稿，都要經陳介石一一審閱訂正。因此，陳布雷不但對蔣介石的意圖十分熟悉，而且對他的心理狀態考察極為周密。對侍從室的業務及蔣對各方麵的指示精神，他也有著比較全麵的了解和把握。在此基礎上，陳布雷針對蔣介石的性格特點，每有建策，鮮有不中。
在陳布雷的影響下，侍二處的一班幕僚經辦文牘，無不多方揣摩蔣的心理，以窺其意圖，把握辦事的分寸和訣竅。就以文件呈核來說，侍二處每日收到的建議書、報告書之類的文件，幾乎是天天一大筐，無論蔣是怎樣的三頭六臂，畢竟他的一天，也隻有24小時，所看公事，自然有限。於是，蔣便來個規定：每天隻準送呈10件。超過這個數字，就要訓斥：“為什麼不按規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務官，要你們幹什麼？”
話雖這樣說，可是作為幕僚人員，就有些難辦了。一方麵，下麵送來的公事，自稱樣樣都是軍國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裏能件件弄得清爽：誰重要，誰不重要；另一方麵，蔣看公事，總是下麵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輕重緩急，權衡去辦，往往因此而得罪權門，由此種下禍根。
況在蔣介石的眼裏，權力重於生命，芝麻大的權，常常看得比磨盤還大。陳布雷就曾經向唐縱發牢騷：“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官商定，恐將脫節。”
唐縱也每有這方麵的體會，1943年4月，唐縱天天收到治安方麵的報告，鄂陝甘邊區警備總司令祝紹周報告說，甘肅可謂全是民變，征糧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縱認為：“今日地方胥吏，對於征兵征糧二事，無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間則以此蕩產。此等情形，與曆代末朝相似”。對於這類的動亂事件，說它是大事，確是不小，涉及政權根本，豈可等閑視之！
說它是小事，確是不大，蓋因天天發生，各級官僚都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這樣一來，唐縱難辦了，是否需要向蔣介石呈報，唐縱請示陳布雷，以為：“如不報告，壅於上聞，負責太大，如一一報告，則又刺激委座心情不寧，”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