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循序漸進地放棄對國民經濟的直接操控並引入競爭機製，是過去2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伴隨個人新創企業的建立，非公有製經濟成分不斷成長，中國的生產力顯著增強。在過去10年間，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至少翻了一番。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而中國更成為新興市場中最受外國直接投資所青睞的國家。然而，保持經濟增長需要更多的投資，同時也要妥善處理社會轉變過程中的棘手問題。政府已經意識到，要想保持如此高速的經濟發展，最佳的、實際上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推進改革並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集資機製。這將轉而激勵中國境內各企業，無論是外國的還是本土的，必須提高效率及生產率，從而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渴望投資的中國經濟
1949年，共產黨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從此，中國踏上一條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既沒有完全照搬前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特別是在1958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也未采納資本主義的市場理念，中國經濟政策將實現國家自給自足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至1976年，中國對外貿易空前低迷，而來自國外的投資更幾乎為零。即使在國內，貿易及內部流通也受到嚴格限製。國民經濟的設計呈高度“蜂窩狀”，被劃分為數千個獨立的地方經濟實體。一旦遇有戰爭或外敵入侵，各經濟實體便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毛澤東的“三線建設”將各鋼鐵廠部署於隱蔽的邊遠地區，而煉油廠也被設置在偏僻、物資匱乏的西北地區。事實上，在那一曆史時期，隻有上述的政治、軍事基礎設施形成了惟一的全國性網絡，而這種狀態一直延續至改革初期。由於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黨始終掌握著最終的決定權。
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結束，鄧小平的複出使後來的改革成為現實。1978年，鄧小平重返中國政治舞台。此後不久，他便與當時的其他領導人一起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這一目標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經濟政策的根本性改變，要求從根本上重新審視並規劃軍事、農業、工業以及對外貿易各方麵的建設和發展。要想實現增長，效率是關鍵。鄧小平所說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便充分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中央還意識到：鑒於中央政府薄弱的籌款集資能力，加之長期以來傳統上地方分權的經濟管理模式，改革無法以微觀調控的方式得以實現。一些主要的經濟學家也並不將中央政府視為國民經濟的管理者，而是將其視為政策指導者——批準重大項目、整合過於分散的產業、鼓勵新科技的發展，這與日本通商產業省過去的職能相仿。政府采用軟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麵實施強製破產或合並，另一方麵又開放公共資本市場，以此消除效益差的大型國有企業並促進國企向民營的轉化。通過劃定允許開展競爭的領域（例如，進口關稅）以及“戰後”清理戰場（例如，安頓下崗職工並組織工人再培訓），中國政府能夠營造出一個更高產、競爭更為激烈的環境。
改革以農村為起點展開。隨著農副業的興起，集體農場製度被廢除，代之以所謂的“副業農業”的經營模式。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農村收入顯著增長，城市改革緊隨其後。隨著對傳統的、由國家掌握供銷大權的管理模式的否定，國有企業必須自力更生。其時，政府以往可以確定供應合同及價格、任命企業管理人員及投資決策等方麵的職能均被摒棄；而90年代初《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等政策的出台更標誌著企業被正式授予物資采購、生產經營決策、人事管理及財務管理等方麵的自主權。同時，國家允許企業家以個人或集體的形式創辦企業。在村委會或縣政府出麵支持下，由同村的3~4個家庭以股份製形式共同經營的企業成為當時具有代表性的集體企業。
外商投資被視為引入競爭機製、搞活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工具。中國期望外商投資不僅能夠帶來資金，同時還能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訓練有素的員工等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可以改善本土企業的業績表現，有助於中國建立更為先進的經濟體係，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
20年彈指一揮間，改革的成果日益顯著。通過對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科技方麵的投入，中國的生產力愈發增強。整個20世紀90年代，工業生產力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是發達國家增長速度的3倍以上。如此迅猛的發展主要歸功於采用新科技的“躍進效應”；
同時，中國也無需重複西方曆經幾十年的摸索過程。例如，基礎設施的改進使得製造商可以將生產線重新設置於農村地區並雇用當地工人。同樣，在服務性行業中，運用現代經營管理形式將促進日後生產力的飛躍。
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中國對人力資源的開發也明顯增強。中國頂尖的高等院校以年均5000~10000美元的雇用成本，培養出能夠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肩的人才。每年，近50萬科研工作者及工程師步出大學校園，為研發及製造業提供了豐富的人才儲備；同時，海外學成歸來的留學生亦進一步補充了中國的人才庫。幾十年來，幾十萬的中國高校畢業生出國留學。麵對全球經濟衰退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且持續穩步發展的形勢，很多留學生在學成後選擇歸國發展。他們帶回來的不僅是技術技能，還有資金。在基礎教育方麵，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中國國民的識字率已達到90%，比印度高出大約30%。盡管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人口仍主要分布於農村地區，城市及農村居民均已具備基本的、甚至更高層次的受雇就業技能。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從根本上得到了增強。2001年，集體、私營及外資企業占全國工業生產的50%以上，這足以顯示改革的深化程度。在所謂的集體企業中，不乏收益數十億美元且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的集團。然而，由於很多國有企業未能把握住麵前的機遇，結果，賦予它們的更大自由反而成為對其自身的挑戰。國有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相應削弱，國有企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80%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30%。即使不是政策使然，這一結果也符合政府的預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的智囊機構）的一位官員最近宣稱：中國無意收緊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開支；相反，它所尋求的是將政府轉移到一個比國有企業收入更加穩固的基金基礎之上——那就是來自商業企業的稅收。
最初的成功導致對投資的需求更加強烈。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中型的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與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其經濟發展的速度。預計至201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差不多增加1倍，直逼德國；到2020年，如能保持經濟發展速度不變，中國將超越日本。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來衡量，中國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長都是必要的。在這場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期待提高其生活水平並希望他們的下一代能夠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隻有保持高速的經濟發展，政府所描繪的社會、環境以及教育等各方麵的發展藍圖才有可能實現。
如此高速的發展，需要巨大的投資支持。依靠現有資產顯然不切實際，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現有資金不足以支持不斷增長的需求。因此，中國政府已將投資視作其國內的優先要務，而投資的重要性也會在未來幾年越發明顯。在過去的5年中，投資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40%增長至45%。根據“經濟學家信息部”（TheEconomistIntelligence Unit）的預計，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在未來5年，這一比例將增至50%。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20%左右；而在以韓國為代表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這一比例約在25%~30%之間。假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未來5年能夠保持每年7%~8%的速度增長，那麼在此期間，中國將需要1.6萬億美元的投資。
改革不可逆轉
麵對上述挑戰，中國政府果斷地采用市場機製來籌集並引導投資資金。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內部集資實現的。外來投資占目前總投資要求的不足10%，預計這一比例也將在未來基本維持不變。中國的消費者勤儉節約，長期以來保持著高於40%的儲蓄率，位居各國前列。而中國麵臨的挑戰在於，如何高效地配置這些資金。隻有嚴格運用以市場為基礎的回報標準，中國政府才能確保將如此巨大的資金配置得當；而隻有高效地配置這些資金，中國政府才能應對相關的社會問題。換言之，這預示著中國必須對其銀行及金融體製進行重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