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決習慣性缺勤問題
員工因接送子女上學而占用工作時間的現象，是本地員工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老板創業初期，一直將本地員工接送子女上學的時間算作工作時間，當成一種對本地員工的人性化福利。久而久之，許多本地員工便不再有感恩之心，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做法是法外開恩的人情之舉，反而認為在工作時間內接送子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他們需要去接送子女的時段，可以放下手頭的任何工作。即使領導在這一時間內安排了突擊性、臨時性工作，他們也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或幹脆置之不理。
隨著公司崗位職責、工作任務、工作流程的明晰，這一習慣性做法帶來了兩個方麵的嚴重後果：一是因為這些需要接送子女的員工遲上班、早下班影響到流程上下環節的工作進程。這些員工每天早上比規定的作息時間晚半小時上班去送孩子上學，上午提前半小時早下班去接孩子回家，中午再晚半個小時上班送孩子上學，下午提前半個小時下班再接孩子回家，每天總共要耽誤兩個小時工作時間。在他們尚未上班或提前下班的時段內，其他人就隻能等到他們上班後，才能處理需要他們經辦的工作。二是本地員工可以習慣性地晚上班、早下班，卻算作全勤，可以不扣工資。但外地員工平時因事請假哪怕半小時，也要扣除相應的小時工資。這就形成了本地員工與外地員工之間在待遇上的明顯不公。許多本地員工把這種不公平當成了一種優越感，大部分外地員工則有一種受歧視的不公平的感受。
老板和股東們也看到了這種現象帶來的危害，但幾次都因為顧及鄉親們的麵子，擔心自己的名聲受損，而在製定了“一刀切”的政策之後仍然擱置了下來。
現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的肩頭。我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剛剛起步的規範化建設就會因這些特權的存在而受阻，製度麵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話。
我召集人力資源部門進行摸底，彙總了這類對象32名，然後製訂出一個方案：第一，動員這些員工克服困難，將接送孩子的工作委托家人去負責，以便於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之中。第二，對於實在不能委托家人，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委托的員工，實行“減時減薪”政策。主要做法是：按照當事人的工作總量，由部門負責人將其工作任務劃出一部分給其他崗位，每天減少兩個小時的工作量。同時，從工資中折算出這兩個小時應得的小時工資後予以扣除。
政策製定出來後，在董事會上，我詳細說明了方案，並建議召開一次涉及所有當事人的員工座談會，希望股東們都能參加會議，並共同解釋這一做法。在聽取了改革方案之後，股東們人人都感覺合理可行，但人人都不願參加座談會，人人都不願出麵來負責這項得罪人的工作。人們相互之間你推來，我推去，無奈之下，大老板隻好將此事攬到了自己身上。
在座談會上，大老板唱“紅臉”，麵對鄰裏鄉親，首先講了許多場麵上的客套話，表揚了大家這些年來的奉獻精神。在半數以上的員工受到當場表揚之後，大老板希望大家以顧全大局的心態和自己的實際行動，克服困難，支持公司的規範化建設。
大老板講完之後，我唱著“黑臉”登場了。我先是以公司名義照本宣科地公布了政策，強調這個政策是公司的集體決定。然後，我一一解釋了政策中的細節，並說明：占用公司的工作時間去辦個人的私事，雖然你的私事也很重要，但是要公司負擔工資的做法，於情於理都明顯存在著不合理性。這一政策的調整，兼顧個人的特殊情況，也是為公司以後的各項政策朝著合法化、合理化方向邁進的第一步。最後，我再一次強調，這個政策勢在必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以打消部分人可能羅列一些客觀原因，而希望政策網開一麵的念頭。
在我解釋政策的過程中，大老板一直笑容可掬地坐在那裏，時而端起茶杯飲下一小口，時而裝出全神貫注聆聽的樣子，仿佛自己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方案。我心裏清楚，老板盡量在眾人麵前表現出無辜的做派，隻是出於一種麵子上難為情的心理。他和股東們支持這個方案的態度已經在前麵的董事會上有了明確的表態。我用不著擔心他走回頭路。隻要他坐在這裏鎮住場麵，其他人那就是：從也得從，不從也得從！
果然，在我講完之後，沒有人站出來明確表示反對，會場出現了少有的安靜。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當眾人的目光聚集到大老板身上，看到大老板緊鎖眉頭之後，有人搶先表態，會想辦法說服家人去負責孩子的接送，騰出時間來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人接著表示，自己先想想辦法，過後再告知公司。
會後統計，有19人說服家人負責接送孩子；6人變通為中午讓孩子在學校食宿，隻負責早晚的接送，每天隻需要占用一小時的工作時間，並願意為這一小時埋單；7人沒有其他渠道解決問題，隻能自己全天接送孩子，也願意為占用的這兩個小時減薪。
兩次“黑臉”唱下來，我又解決了兩個曆史遺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