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推開前門，走進過道就意識到：他離家出走了。她默默地站在門廳衣帽台前，從斜掛在衣帽台上的鏡子裏凝視著自己，沉甸甸的公文包從手中垂了下來。過道裏彌漫著鄰居家做飯的魚香味。雨又下了起來，外麵汽車車輪沙沙沙地響著，馳過馬路。上個星期，在卡爾頓她喜歡的一家意大利餐館裏，他們一起慶祝了她的四十二歲生日。那天傍晚，他們以一瓶葡萄酒佐餐。飯後回家，上床做愛。做愛以後，她睡得很香，次日早晨醒來，精神格外爽。那天是星期六，他們開始籌劃來年秋天去歐洲旅行。那時，他們各自要去參加學術會議。她參加的是在肯特郡舉行的全球化運動史學術討論會，而他要去利茲參加關於傳記文學的研討會。會議之後，她去薩默爾特拜訪親戚，然後兩人在法蘭克福會合，在他哥哥家做客一個星期，再一起回家。
她一邊順著過道向樓梯望去一邊喊：“親愛的，在家嗎？”在傍晚寂靜的樓房裏，她的聲音顯得很微弱。由於確信自己的判斷，她的調門定得不太高，因此，她的嗓音在寂靜中也變得模糊不清。她嗓子又澀又幹，吸了一口涼氣，站在那兒傾聽樓裏的動靜。外麵的車輪在濕漉漉的馬路上沙沙作響，透過牆壁隱約傳來吵吵鬧鬧的聲音。她的希臘鄰居總是找到生活中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大喊大叫。後來，她看見衣帽台上放著一個信封。她也注意到，他的綠色風衣和雨傘不見了。其實，潛意識裏，她也許一進門就已經注意到這些東西不翼而飛，而正是這些東西的“不翼而飛”，才使她斷定他不辭而別了。因為每個星期四，他總在家裏從事傳記文學的研究工作。安娜貝爾的丈夫史蒂文·奎恩副教授確實是個品行端正、處事嚴謹、不會讓你失望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可以說他或許有點兒守舊、古板。她一直以為他是個正人君子，並且心甘情願地保護他，使他免受暗箭的傷害。他比她大八歲，今年五十歲整。他把即將來臨的生日稱為“大壽”。當他向她承認自己害怕變老的時候，她還開玩笑地說，塞萬提斯的不朽之作《堂·吉訶德》是六十歲以後才發表的。她對他說：“如果不是五十歲以後堅持不懈，塞萬提斯很可能隻不過是曆史上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不會被譽為近代歐洲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了。”她曾經拿“怕老”取笑史蒂文，並且因為自己比他年輕八歲而放心。
她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伸手拿起衣帽台上的信封。信封正麵是他親筆寫的“最親愛的”四個字。那是他們相互之間的稱謂。親愛的、最親愛的、心愛的，相關的詞語悄悄湧上心頭，然後聯結成：“親愛的，我們相聚在這裏……”可是，這話究竟是在婚禮上講的，還是用在葬禮上？她記不起來了。她已經很久沒有參加過這兩種儀式了。她和史蒂文從來不用他們各自的名字互相稱呼。即使在剛剛認識的那段時間也不。不管什麼時候，倘若他叫她安娜貝爾，或者她叫他史蒂文，聽起來反倒覺得滑稽可笑了。她把信封翻過來，信口已經封上。她倏然想到“第七道封緘”的故事：“當他打開第七道封緘的時候，啞口無言了……”她戴上眼鏡，打開信封，然後展開那張寫得密密麻麻的信紙站在那兒讀了起來。她一讀完信，就把信紙折起來放回到信封裏，然後把信封放回到原處。好像那封信就應該放在那個地方似的。她摘下眼鏡，放在短上衣裏邊的口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