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指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之前的漫長曆史時期，這是中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奠基階段。這一時期的經濟管理思想非常豐富，主要包括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經濟管理思想。
第一節 先秦經濟管理思想產生的前提
一、變革、爭鳴的曆史時代
我國經曆了夏、商、西周之後，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大變革的曆史時期，由於鐵製農具和耕畜的廣泛采用，社會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這一時期，領主經濟逐漸解體，地主經濟開始萌芽。其突出表現在井田製的瓦解，土地私有製開始確立，魯國實行的“初稅畝”，就是開始承認私有土地的合法化，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畝納稅。此外，齊、楚、鄭、秦等國也都有類似的做法，這表明各國實際上已放棄了井田製度，實行了土地私有製。
到了戰國時期，形成了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它們互相兼並，以圖實現一統天下，這就必須不斷加強本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因此，各國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對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進行改革、變法，從而出現了各國的變法運動，如秦國的商鞅變法，魏國李悝的變法等。這些改革和變法，進一步促進了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春秋戰國時期也是我國古代文化大發展的時期。由於社會的大變革，引起了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鬥爭複雜而又激烈。代表各階級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的各個方麵提出各自的見解或主張。各種思想異常活躍，出現了一個思想領域裏的“百家爭鳴”的局麵。參加爭鳴的各家各派，史稱“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墨、法、名、陰陽、兵、縱橫、農、商等家。
隨著百家爭鳴的出現，各種經濟管理思想應運而生。比較突出的有管仲和《管子》的經濟管理思想、孔孟儒家的經濟管理思想、墨子墨家的經濟管理思想，商韓法家的經濟管理思想，儒法相濟的荀子的經濟管理思想，以及範蠡、白圭的經營管理思想，等等。這些經濟管理思想，都是變革爭鳴的偉大曆史時代的產物。
二、人本主義的理論前提
人本主義或人本論，是先秦經濟管理思想首要的理論前提。任何管理的實質都是對人的管理。因此，對人、對人性或對人的本質進行探究，是一切管理思想的根本出發點或理論前提。
（一）人本思想
西周太師薑尚（生卒年不詳）最早提出了人本思想。他說：“庶民者，國之本。”①“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②“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③就是說，在薑尚看來，人為國本，能否“得人”“得心”關係到國家存亡。
春秋後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前551~前479年）也很重視人本思想。他強調“天道遠，人道邇”④“仁者人也”⑤提倡“愛人”。提倡“愛民”、“養民”、“惠民”、“裕民”等等。就是說，人是最根本的，在人的管理上，必須施以“仁”、“愛”。
戰國中期思想家孟軻（前389~前305年），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⑥的思想。他強調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其民者失天下”⑦，就是說，民為天下本，隻有“得民”“得心”者，才能得天下。
《管子》（托名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著）認為從古到今所有統治者的成敗都取決於“得人”或者“失人”。並強調政之興廢在於民心順逆。可見其“得人”和“順民心”的極端重要性。
戰國末思想家荀況（約前310~前238年）特別強調人的重要性。他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辯也。”⑧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有意識，能思維，具有特殊能動性，所以才能“製天命而用之”⑨，才“最為天下貴”瑏瑠。
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古代思想家們對人的重視，認為人為天下社稷之本，當然也是管理之本。
（二）人性思想
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人性之惡，其善者偽也”①就是說，人的本性是惡的，而性善則是人為的。人性之所以為惡，就在於人之“有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數量界限，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②。因此荀子主張要“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③。就是說，要使人的欲望和物資兩者在相互製約中增長。荀子的性惡論，類似於西方行為科學中的“X理論”或“經濟人”理論。荀子主張性惡論，所以認為其管理原則是“導欲”、“節求”、“明分”、“賞罰”。
在古代思想家中，商鞅和韓非也是主張性惡論的，都把人看作是本質上的“經濟人”。因此，在管理上都強調用富貴名利去刺激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強調重賞重罰，以實現其管理目標。
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人也善之，如水之下也”④。就是說，人之性善，人性向善，如同水的本性向下一樣是自然而必然
《管子》認為，應從不同角度對人性進行分析。它首先指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⑤。就是說，人的需要首先是衣食足，其次是知榮辱，再次是知禮節。這有點類似於西方行為科學中的需要層次論的思想。其次，《管子》強調多方麵滿足人的需要。“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①。人民的要求得到滿足後，就會擁護統治者，甚至為了統治者的利益而犧牲自己。這就叫做“予之為取”。因此強調其管理原則是“得人之道，莫如利之”。②做到“隻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管子》這些思想，有點類似於西方行為科學中的“超Y理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論是中國古代傳統管理思想，還是西方現代管理思想，對人性的研究有多麼類似，雖然在許多方麵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都把人性的研究作為管理科學的出發點和重要內容。
（三）人和思想
正因為人有“性”之善惡，有“欲”之求爭，所以古代思想家們特別重視“人和”的思想。
孔子最先提出“和為貴”的思想。荀子認為“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則百事不廢。”③就是說，荀子把天時、地利、人和看得同樣重要。孟子則從三者中進一步強調人和的重要。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所以重要，荀子對此有所分析：“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④。就是說，人們和諧相處就能團結統一，團結統一就會堅強有力，堅強有力就能戰勝萬物。
日本人也很重視人和，認為“人和”和“氣順”是成功的關鍵。日本企業裏到處宣傳人和為貴，人和是個寶，隻有人和，企業才能發展的思想。現代西方人也很重視人際關係的研究，重視對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和日本管理經驗的研究。事實證明，一個企業，一個國家，“人和”了，“氣順”了，就必然“力強”。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所以管理科學必須對之加以研究。
三、義利、功利的理論前提
義利、功利關係是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的又一重要的理論前提。
義與利的關係，就是倫理道德和經濟利益的關係，也就是二者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關係。即所謂“義利論”。有一部分先秦諸子根本不承認倫理道德（義）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隻承認物質利益的決定作用，這就是所謂的“功利論”。
（一）義利協調論
在《周易》中，把義和利看作是協調統一的，“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就是說，利與義必須和諧，義必須以利表現，這樣，才能達到“以美利利天下”的最高境界。薑尚也認為義利是協調統一的。他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得則是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①就是說，隻有做到仁義利道協調統一，才能“天下歸之”，“治國安家”。
（二）以義製利論
這是儒家的基本義利觀。孔子提出“罕言利”①，在義利關係上，他認為必須強調義，義是第一位的。他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但必須通過義取得，即“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②強調“以義製利”，“義以生利”，“義然後取”，“見利思義”。就是要在義的前提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在義的前提下去求個人的富貴，“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④。
孟子把孔子的義利思想推向了一個極端，反複宣揚“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⑤。盡管事實上孟子並不輕視經濟問題，而且還提出不少傑出的經濟見解。但他上述的義利思想給後世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荀子恢複了義利的統一，而且進一步發展了儒家的義利觀。他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⑥，不可缺一。而且強調利是生來就有的，義是後天形成的。但他同時又提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可見他還沒有完全擺脫儒家基本義利觀的影響。
（三）義利一體論
墨家主張義利一體論，而在義利一體中，認為利是首要的，是根本性的東西。義即是利。墨家創始人墨翟（約前468~前376年）明確指出：“義，利也。”⑦墨子認為“利”是相互的，利民即利國，利人即利己，因此，他特別強調“兼相愛”，“交相利”①，反對“虧人自利”②。強調統治者要“愛利萬民”③，“興天下之利”④。這樣，才能“富國家，眾人民……安社稷”⑤。
（四）“自利”決定論
“自利”決定論，即法家主張的功利決定論，根本否定仁義的作用，認為隻有功利（自利）是決定一切的。
商鞅把人看成都是自利的，認為每個人都是“生則計利，死則慮名”⑥，為了求利，不怕犯法身危，為了求名，不怕困苦勞傷。而這種求名利思想，不進棺材是不會罷休的。“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⑦。
韓非則更進一步論證了“自利”是決定一切的，他認為人人都有“自為心”和“計算之心”（即自利心），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礎上。“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⑧，甚至父母子女之間也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父母“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是出於“慮其後便，計之長利”的計算之心⑨。醫生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乃利之所加也。做車子的人希望別人富貴，因為這樣買車的人就多。做棺材的人希望別人短命，因為這樣買棺材的人就多。這並不是做車子的人心好，做棺材的人心壞，而是自利決定的。一句話，一切人與人的關係都是自利決定的，都是自利的交換關係。這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功利主義。
《管子》也是主張“自利”決定論的。認為人都為利所驅使，“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裏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人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年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執）利之年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憂而民自富。如鳥之複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①。
很清楚，法家把“自利”看作是推行“法治”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惟一強大的動力，把功利主義視為治國的至寶。
上述這些義利、功利理論，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和曆史的局限性。但對於中國古代的經濟管理以至中外現代管理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國民經濟管理的戰略規劃和決策
一、係統整體的經濟管理規劃
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的係統，必須從係統整體的戰略高度來研究其管理。即所謂戰略管理。在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中，有許多是從係統整體的高度探討了國民經濟管理中的戰略規劃問題。
（一）《孫子》中的戰略規劃思想
《孫子兵法》亦稱《孫子》，是世界公認的軍事戰略著作。許多國家都在研究把《孫子》的軍事戰略管理思想運用於國民經濟和企業管理之中，而且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效。
《孫子》全書是側重論述戰略問題的。首篇為“計篇”，集中地論述了戰略計劃的重要性。“用兵之道，以計為首”。經濟管理中，同樣要以計為首。《孫子》在計篇中，要求人們從“五事”、“七計”對戰爭進行全麵的運籌計劃。“五事”者：道、天、地、將、法。“七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這“五事”、“七計”不僅要從“己”方進行分析，而且要從“彼”方進行分析，隻有這樣，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二）《周禮》中係統管理規劃的思想
《周禮》是我國最早論及國家管理的專著。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行政、土地、人口、財政、市場、手工業、資源、交通、工程、軍事、司法、教育和醫藥衛生等各個方麵，真可謂古代管理的“大全”。
《周禮》對封建國家的組織機構和管理製度進行了詳細的設計和規定，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為六篇，每篇以專章論列全體職守及級位員額，並一一規定每種職守的主管事務、辦事章程及考核製度，形成一個有機的係統整體，既是國家的行政管理係統，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係統。
《周禮》中關於國民經濟管理製度的設計，主要體現在《地官司徒》部分，主要包括土地製度和農業生產的管理，人口和勞動力的管理，商業和市場的管理以及備荒救災的管理等幾個方麵。（略）
從以上這些管理製度和規定可以看出，《周禮》中已經把國民經濟當作一個係統整體來加以規劃和設計了。
（三）荀子關於國民經濟的整體構想
荀子吸收了儒、法、墨各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管理構想。荀子強調管理國民經濟必須是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的基礎上，使社會財富迅速增長，從根本上實現“富國裕民”、“上下俱富”的目標。
荀子強調要管理好國民經濟，必須處理好國民經濟中各個方麵的關係。主要有富國和富民的關係，財政和經濟的關係，農業和工商的關係，生產和消費的關係等等。在管理國民經濟的方法上，荀子提出三個方麵，一是“明分”，即確定社會分工和等級地位；二是賦役，即輕徭薄賦，並以此作為促進生產的手段；三是適時，強調各項生產活動必須按農時季節進行，注意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從以上荀子對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管理環節和管理方法等方麵的論述可以看出，荀子是從國民經濟的係統整體提出其管理構想的。因此，荀子的富國之學就成了先秦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典型。
（四）《管子》的經濟規劃思想
《管子》是先秦古籍中經濟管理思想最豐富的。它不僅對各行業的管理，對土地資源的管理，對財政貨幣的管理都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而且更為可貴的是論證了國民經濟規劃和國情調查的重要性。
《山國軌》篇中提出：“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這裏的“軌”就是經濟規劃的思想，“軌數”就是進行經濟規劃所必需的基本數據。強調必須在掌握田地、人口、穀物、貨幣以及社會需求等基本數據的基礎上才能提出規劃方案。不僅強調要有各個方麵的具體規劃及基本數據，而且強調在此基礎上製定整個國家的總體規劃（即“泰軌”），然後以“國軌”的形式，來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活動。不若此，則不可為國。
要製定國民經濟的整體規劃，必須對國情進行調查和考察。《八觀》篇提出對國勢進行八個方麵的考察，即農業生產、林副業生產、城邑建築同社會風貌、國力、教化、掌權人物、法治、外交及前景等。通過各方麵的考察，掌握基本國情，就能為製定整個國民經濟規劃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
二、富國富民的經濟管理目標
先秦諸子的經濟管理思想，多從經世濟民的高度探討如何達到富國富民的經濟管理目標，對於富國和富民的關係，如何富國富民，他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
（一）人君必從事於富
這是薑尚提出的富國富民思想。他主張按照大農、大工、大商來組織經濟，就會使農工商“各得其所”，盡力從事他們的事業，就能夠富國富民。薑尚還提出“務農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這樣，就會“國富而家娛”①。
薑尚認為“富”為一切之本。“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所以“人君必從事於富”②。
（二）富國必先富民
孔子主張富國必先富民，富民為富國的基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①孟子則隻強調富民，反對富國。
荀子是我國古代第一個係統論證富國富民的思想家。他強調“富國裕民”，“上下俱富”，“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他認為富國的根本在於增加整個社會財富。批評那種片麵著眼於增加國庫收入的富國觀點，認為如果社會財富沒有增長，百姓窮困，而統治者一味用搜刮民財的辦法增加國庫收入，就不但達不到富國的目的，反而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百姓不滿和反抗，以致造成“傾複滅亡”的後果。這樣的“富國”，實際上不過是“求富而喪其國”。因此，“故明主必謹養其和……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②。
《管子》更強調“富民”經濟。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③。可見，《管子》把能否“富民”看作是國家安危、興衰、治亂的根本。
（三）富國不必富民
這是法家的基本思想。商鞅很強調富國。認為富國、強國和治國三者是一致的。但為了使國富、國強，就必須使民貧、民弱。他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④。因為“民……弱則官尊，貧則重賞”⑤。隻有使民弱民貧，才能使民重刑重賞，才願從事農戰，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韓非繼承了商鞅耕戰富國的思想。其基本思想傾向也是富國不必富民，富國必須抑民。他特別強調“公利”（封建國家利益），反對私利（即“私便”，“私行”，“私譽”）。認為隻有在保證公利的前提下，才能考慮給臣民一點富貴利祿。如果“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①。總之，韓非認為隻有重公利，抑私行，才能實現富國強兵。
三、農本工商末的管理指導方針
在先秦諸子中幾乎把“農本工商末”作為其經濟管理指導方針，但在展開這一思想時，又各有其不同。
（一）重農抑商禁末
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和“平糴政策”是其重農思想的突出表現，認為農業是國家財富的源泉，是國家安定的根本，因此必須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為重農本，就必須“禁技巧”。“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②。
商鞅特別強調農本，認為農業是富國強兵的基礎。“凡將立國”，“事本不可摶（專）”③，令民歸心於農是“聖人”的“治國之要”④。商鞅還把農、戰結合起來，強調“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⑤。
為了突出農本和推行農戰政策，商鞅主張抑商禁末，認為“農少商多”就會使國家“必削”。因則“能事本禁末者，富”①。如果能使商賈技巧之人減少，“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②。
（二）壹民務本，重視工商
《管子》在多方麵論述農業重要作用的基礎上，要求君國的統治者要“壹民”務本，認為“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的國家是很危險的③。強調統治者要“為民興利除害”，“興利者，利農事也———除害者，禁害農事也”④。
《管子》對工商業的作用也是肯定的。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都是“國之石民也”⑤。指出手工業（百工）可使“毋乏耕織之器”⑥。商業則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使“奇怪時來，珍異物聚”⑦。《管子》雖認為工商有其重要作用，但與農業相比不能不占次要地位，因而主張工商業不能過分發展，應降低百工商賈的社會地位。
荀子關於農工商的基本思想與《管子》相近，荀子認為富國必從“強本始”，因而提出“眾農夫”、修水利、因地製宜、保護生態、不失農時、罕舉力役和輕田野之稅等七條加強農本的措施。
荀子認為發展工商業能為農本服務。隻有發展手工業，才能使“農夫……足械用”，“百工以巧盡器械。”⑧“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⑨。商業能夠“流通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而足菽粟”，使“無之所複，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①。因此，荀子主張對工商業政策上應予便利，但工商業的發展必須限製在有利於農業發展的基礎之上，如果工商人口過多，則不利於農本富國。
（三）農本工商末
這是韓非的重要思想。韓非認為農為富國之本。“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因此，“有道之君”，“其治人事也務本”②為了突出農本，韓非全部繼承了商鞅農戰富國強兵的思想，提出“富國以農，距敵恃卒”③，“能越（趨）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④。
韓非也承認工商業有增加財富的作用，但與農“本”相比，不能不居“末”等地位。因此他提出：“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工商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舍）本務而外末作”⑤。韓非第一次把“農本”與“工商末”聯到一起，即第一次將“末”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工商業。“農本工商末”的思想在當時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對後世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
四、強本節用的經濟管理原則
強本節用的關係就是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強本是指發展生產，增加財富；節用是指反對奢侈，節製消費。先秦思想家多把強本節用看作重要的經濟管理原則。
（一）政在節財
孔子強調“政在節財”。並把“財”和“人”聯係起來，強調以“人”“守位”，以“才”聚人。認為“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就是說，“財”是“聚人”治國的基礎。《大學》還進一步提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這一思想成了後世治國理財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固本用財
墨子提出了“生財密”、“用之節”的重要經濟管理原則，即把生財和節用聯係起來考慮。強調“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才足”。墨子首先強調固本重財，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其辦法：一是增加農業勞動力的投入；二是提高勞動強度，即“強從事”或“強力疾作”。墨子同時強調節用，主張把生產奢侈品的勞力用於生產一般的生活用品。這是墨子節用論的一個重要思想。隻有把生財和節用結合起來，才能使“民富國治”。
（三）強本節用
荀子強調：“強本而節用，財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就是說，人的貧富，不是靠天，而是靠能否強本節用。荀子認為隻要人們“務本”、“節用”、“善治”，財富會源源而來，即所謂“務本節用財務極”。荀子提倡節用，但不是禁欲主義，而是要“節用以禮”，使消費保持在合理（禮）的水平上，同時強調消費程度要由生產來決定，以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
（四）侈靡消費觀
這是《管子》的獨到見解。在生產方麵，它強調通過勞動增殖社會財富，強調勞動和土地的結合是財富的源泉。在消費方麵，既主張一般情況下的崇儉，又鼓勵特殊情況下的侈靡。所謂特殊情況下的侈靡：一是指“興時化（貨）之時”，即產品積壓阻礙再生產進行時，用擴大消費來刺激經濟的發展。此時“不奢，本事不得立”。二是指“若凶旱水？，民失其本，則修宮室台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台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三是在富人富埒王侯之時，也要提倡富人侈靡。使其財力不至於膨脹到與國君分庭抗禮難以駕馭的地步。當然《管子》也看到侈靡的局限性，指出“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
以上思想家們對生產和消費關係的論述，盡管有其維護階級統治等局限性，但提出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反作用於生產，要保持生產和消費平衡的思想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第三節 國民經濟活動的組織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