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 費正清 《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隻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裏，溫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個來自3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地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75公斤，高133公分，橫長110公分，寬78公分，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麵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你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你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鼎的鑄造流程：
它的鑄造者首先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錫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200度才能溶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到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鼎是工業化的馨生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的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隻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歎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曆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王符，《潛夫論箋》：“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浮末者什於農夫。”】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裏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百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十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了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製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記錄”，元代出現了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出現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出現了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係，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