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依靠智慧和謀略，大膽改革，使漕運獲得極大的成功。“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連代宗也著實感激他。以致“輸始至，天子大悅，遺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稱譽他是在楚漢戰爭中使劉邦足食足兵的蕭何。”
用奇特的思路刷新鹽政
劉晏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鹽政也進行了改革。
唐初承襲隋法，開放鹽禁，任商人獨占鹽利。後收鹽稅。安史之亂後，於乾元元年（758年），實行食鹽專賣。在山海並灶產鹽之地，設置監院。規定專業製鹽的亭戶所產之鹽必須悉數賣給鹽官。鹽官再轉運到各地，由官府賣給百姓。價格定為每鬥一百十文。鹽價雖貴，而鹽利並不多。而且“鹽吏多則州縣擾”，反給人民帶來災艱。由此可見，鹽政弊端叢生，積習甚深。非有起死轉生、妙手回春的奇方妙策不能救治。而且，每年漕運糧食所需費用浩大，亦無處籌集。麵對這些使人望而生畏、一籌莫展的難題，劉晏卻運用奇特的創新思路，順利地解決了。
劉晏任鹽鐵使後，首先整頓、精簡鹽政管理機構。在主要產鹽地區設置漣水、湖州、越州、枕州四處鹽場，和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處鹽監。自淮北的揚州、陳許、汴州等十三處設巡院，“捕私鹽者，奸盜為之衰息”。
然後，劉晏抓住官運官銷食鹽是鹽政的症結所在，改官運官銷為就鹽場專賣。“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即在出鹽鄉把鹽就地交給商人。這就控製了批發環節。保證了政府的財源。而商人的自由運銷，不但節省了官府運銷的負擔，也解除了銷鹽官吏對人民的騷擾，收到一舉兩得之效。
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後，必然會產生商人隨意提高鹽價的問題。如任其似脫韁的野馬一樣失去控製。將對人民生活帶來巨大危害。而政府以行政命令限製商人的鹽價是行不通的。這本是個難題，但劉晏卻以巧妙的辦法十分成功地解決了。這就是設置常平鹽，加以調節。“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以保證鹽價的常平。在一些偏遠地區，如果商人欲抬高鹽價，政府以平價售出常平鹽，商人的陰謀即不能得逞。如商人不到，人民亦不致無鹽可吃。吳、越、揚、楚等地沒鹽倉數千，積鹽兩萬餘石。何處脫銷，可隨時補充。這就保證了鹽價的平穩和鹽的充足供應。也使商人就範，不致囤積居奇，興風作浪。
劉晏對鹽政的改革，既保證了國家在鹽政上的收入，也滿足和方便了人民對食鹽的需求。得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的雙重效益。獲得巨大的成功：“（劉）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廷之需，軍隊之餉，百官之俸，皆依賴這筆財富。大規模漕運江淮糧食，每年需幾十萬緡的運費，本無出處。劉晏一手搞漕運，一手搞鹽政，以鹽政之入補漕運之費。“鹽鐵兼漕運，自曼始也”，兼營鹽政和漕運，互相支持，以成其事，這是劉晏的創造。“（劉）晏始以鹽利為漕庸，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庸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末之有也”。
根據實際情況減稅救災
唐朝從初期開始，以租庸調作為對農民的三項主要剝削。規定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粟二石，稱為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徭役，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輸庸代役。租庸調以均田製的推行為前提。均田製規定每個成丁農民受田一百畝。盡管實際授田難以達到規定的數額，但國家卻據此征收租庸調，實行所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除租庸調外，農民還要免擔雜項徭役，以及按戶等高下征收的戶稅。按每畝二升交納的地稅，在史家讚不絕口的貞觀年代，馬周、魏征等人即已指出賦役的苛重；愈是向後，賦斂益重。特別是經濟發達的江南，成為國家的主要財源和貪官汙吏著意盤剝的地區。武後時，狄仁傑就指出“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複業，則相率為盜。”自安史之亂後，戰火不息，人民流離，田地荒蕪。據史書記載，上元二年（761年）九月，“江淮大饑，人相食”，而官府仍橫征暴斂。尤其是權臣元載任租庸使後，以為江淮雖經兵荒，比別道百姓猶有貨產，仍強征自天寶十三載（754年）至上元二年（761年）共八年的拖欠租調。擇豪吏為縣令，率虎狼般的差吏包圍民宅，強行搜奪。不管財產多少，甚至也不管是否欠租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百姓謂白白搶奪為“白著”，故流傳《白著歌》說：“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