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能感覺得到的。每個人都有必要在某些方麵表現自己的固有價值。但是,社會的要求和實際上隻能在那個社會中表達的個人需要,要求個人應該在為自己的同時也為別人,而要求別人對個人來說不僅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有了這樣兩個有如此不同含義的問題,我們得到第三個問題就不奇怪了:當有如此多的令人懷疑的變數與我爭鬥時.我怎樣才能表現得有緊迫感和有堅定的信念。

社會與個人的緊張關係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各自的要求在社會衝突的競技場和個人的良心中相互競爭。認為那些高談闊論演講的人或者寫鴻篇巨著的人.能夠為這些競爭著的要求提出解決方案是沒有意義的。我努力在這裏堅持的是:在我們理解自己和我們的社會角色中,理解合理的平衡目的和手段的某些意義起著主要作用。讓我通過講述或者更精確地說,勾畫一些思想傾向來描繪這個問題。我們有一種被不太嚴格地稱為“新左派思想”的觀點,也許這種觀點並不這麼新,我們中一些讀過一點思想史的人以前聽說過無政府工會主義。巴枯寧(Bakunin)和索雷爾(Sorel)在許多年前談到過同樣的觀點。但是,它是一種真實的觀點。存在一種對被稱作忠誠的東西的要求,即為了個人角色和社會角色的完全統一的要求,也是為了這樣的想法:在理想的社會中,將不會存在個人要求和個人對社會要求的反應之間的衝突。

當然,如果你回過頭來看索雷爾的觀點,確實如此,對於這一類型的種種學說,你將會發現你混同於認為這些也是神話的想法中。這意味著解決衝突需要對我們的注意力領域進行某種限製。新右派,在其自由派代表的言論中,也以它自己的方式解決衝突。新右派尋求否定或者至少是將國家和集體行為以及集體責任的作用最小化.而用它們的令人感到困難的道德和力量的結果以及對市場的崇拜來代替它們的要求。這些觀點都是些極端的看法。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處於中間狀態:我們承認社會的要求,有時候,我們忙於個人日常的私人生活而長時間地忘記了社會的要求;有時候,我們隻是偶爾忘記社會的要求;有時候,當我們認為我們的個體性處於也許完全不適合的社會環境中時,我們忘記社會要求的時間就令人可憐地短暫。

我在這裏要以理性的觀點,或者要特別指出,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來討論社會與個人的關係。

一個經濟學家被培養成這樣的人:認為他既是自己理性的護衛者,又是他人理性的歸屬者,同時還是這個社會的理性的指導者。這正是我將要扮演的角色。

為什麼要有集體行為呢?為什麼有組成社會的需要,或者至少有讓社會發揮重要經濟作用的需要?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它是因為集體行為能夠擴張個人的理性範圍。集體行為是一種實現力量的手段,是一種個人能夠更大程度地實現個人價值的手段。這個觀點初看起來平庸,對經濟學家來說不值一提。它更多地被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觀點,而不是要特別聲明的觀點。然而,那些要從集體組織中尋求更深的情感滿足的人不一定同意這些觀點。很久以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說:“騎士時代過去了。接下來的是詭辯家、精於計算者和經濟學家的時代,歐洲的輝煌永遠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