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大學畢業的第一年，我被分配去做一個上市的項目，做了兩個多禮拜，投資銀行的團隊也來了，那一天我抱著一大堆文件，頂著新燙的鬈發，踩著新買的並不合腳的高跟鞋，晃晃悠悠進門的時候，突然就看到了她的側影。她還是很瘦，從襯衫到外套到鞋都是黑色的，我喜出望外和她打招呼，忙不迭告訴大家她是我校友，她點點頭，很快就垂下頭，用劉海遮住半邊臉，連敷衍的笑容都沒有。我自討沒趣，悻悻地走開了。
但是我卻猝不及防在洗手間裏看到她用勺子敷兩隻腫得像桃子一樣的眼睛。
她看到我進來，驚得身形一晃，勺子“當啷”一聲掉在地上，我撿起來遞給她，她猶豫了很久，最終轉過頭來，撥開被淚水糊在臉上的劉海，讓我看到了她的麵如死灰。她扶著鏡子，雖然止住了眼淚，但還是忍不住打嗝和抽泣，臉頰和鼻子都紅紅的，睫毛膏糊得滿臉都是，我從口袋裏拿出濕紙巾遞給她，她接了過去，順便緊緊捉住了我的手，斷斷續續好不容易說完了一句話：“如果不麻煩的話，陪我說說話吧。”
無論是那個英俊瀟灑的商學院主席，還是那個月入幾十萬的銀行家，他們都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好人。成功人士的商場傳奇依靠著大量的手段和心機，花招和詭計，大多數女人都隻是愛他們的錢，安妮卻是真心仰慕他們在講演台上的舌燦蓮花，在談判桌上的揮斥方遒，並甘願深夜等他回家，為他泡一杯清茶。
我坐在馬桶圈上，聽安妮講那個銀行家因為常常出差，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有女朋友的故事。她無數次告訴自己他真的是很忙，他真的每天都要加班到淩晨，她陪他去應酬，客戶恰好是一群女人，他叫這個寶貝，叫那個甜心，說著深藏不露的黃色笑話，言語神色間多有挑逗意味，女人都被他迷得神魂顛倒，唯有她已經在一邊喝得爛醉，吐了一地，亦流了一身一臉的眼淚。他覺得尷尬，讓司機送她走，給她在酒店開了間房，第二天又讓司機去接她，順便還有一隻賠罪的卡地亞手鐲。她述說的時候滿臉通紅，用力呼吸著好屏住眼淚，她拚命捏著自己的手，已經掐出了血印子——我這輩子第一次見到如此真實的痛苦。
一切都會好的，我側過身子，避開垃圾桶，然後別扭地把她抱在懷裏，她天生有種飛蛾撲火的個性，做任何事情都縱身跳入，傾盡所有，而我覺得這種個性本身是如此危險而令人著迷。
那段時間，她每天早早到公司，然後取出放在冰箱裏的勺子到洗手間敷眼睛；她拚命三郎一樣工作，連複印買咖啡這樣的活都攬下來；她總是匆匆來去，拒絕和任何人同行。
我非常沮喪，因為沒有什麼是我能做的。我大學裏或多或少有些嫉妒她如此風光，但朝夕相處下來，發現她內裏也不過是單純善良的女子，但偏偏這個世界的規則並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沮喪得幾乎也要落下淚來，反倒是她來安慰我：“我們這麼善良赤誠的人，一定會有好結局的。”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下意識地捉著我的手，她的手冷得不像是活在潮濕的熱帶夏天裏，彼時我們坐在公司後門口的樓梯間，她從自動售賣機裏買了兩瓶冰可樂，一瓶給我喝，一瓶照例用來敷眼睛。
項目結束的那天老板請客吃海鮮，酒足飯飽，我和她站在地鐵站的出口，我欲言又止，看著她轉身離去，突然幾步追上去，緊緊擁抱了她一下。
“你放心吧，我最近已經哭得沒那麼多了，晚上也能睡幾個小時。”她笑嘻嘻地跟我說，當然，笑容照例是沒有到達眼底。她為了應景穿了條大紅色的裙子，圍著條同樣鮮豔的絲巾，整個人都是格格不入的喜氣洋洋。
我們揮手說再見，我又擔心，又難過，但在心裏相信著，如果有人能跨得過這個坎，一定是這麼勇敢善良的她了。
我雖然不再和她天天見麵，但我每天都看著她網誌的更新，她也不斷發照片給我看。她穿著新買的裙子，她塗了粉色的指甲油，她恢複了舞蹈訓練，她開始學她一直想學的作曲，她站在舞台上煥發萬丈光芒，她策劃了新的旅行，甚至還買了新的相機。
我勤勤懇懇地為她每一條更新都點了個讚。
2013年5月一個周日的晚上，我正在準備第二天出差的行李，她突然打給我：“明年4月份陪我去摩洛哥吧。”
“啊？”我一時愣住，我敏銳的第六感讓我問道：“是隻有我們兩個人嗎？”
在逼我向諸多神明發下誓言之後，她終於告訴我她愛上了一個摩洛哥男子，他向她求婚，而她準備去嫁給他。
“你做我的伴娘好不好？你知道，沒有你，我大概就永遠被打沉在地底卑微地翻不了身了。”
她這麼說，堅定愉悅，愛情既給了她軟肋，也賦予了她盔甲。耳筒裏她的聲音明快爽朗，不停地給我講摩洛哥婚禮的習俗，她聽起來那麼地無堅不摧，再也不是一年前咬緊牙關直到躲進了洗手間才讓眼淚決堤的小姑娘了。
“還有誰會去嗎？”我問，既然是婚禮，就算不鋪張排場，也總要熱熱鬧鬧風風火火體體麵麵吧。
她突然就愣了一下——我能想象到她吐舌頭的樣子——“我還沒敢告訴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