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滿則溢，月盈則虧，凡事不能太過，太過則成過分的極端，是錯誤的堅持，是招致禍患的根源。做生意尤其不能貪心不足，一意追求利潤。隻有懂得適時放手，才不致剛極易折、物極必反。李嘉誠就是一個善於妥協的高手，利弊權衡，當斷即斷，懂得適時放手，這也是他為何創業數十年無虧損的原因。
忍耐是一門必修課
忍耐是欲成大事者必修的一門課程。在局勢明顯不利，或形勢不明時，宜保持謹慎，一方麵積極準備必要條件，一方麵靜候時機。如果為眼前利益驅使，企圖僥幸取勝，很可能招致敗局。
李嘉誠深有體會地說：局勢如何，應以大勢而定，如自身實力強弱、市場景氣或低潮等，而不能被一時困難所迷惑。在大勢有利於我時，如果實力稍弱，也可一拚；在大勢不利於我時，唯有忍耐才是上策。
嘉湖山莊原名天水圍村，是李嘉誠的另一浩大的屋村計劃。天水圍村位於新界元朗以北，與深圳西區僅隔一條狹長的深圳海灣。很耐人尋味是，嘉湖山莊計劃的推出，也同樣曆經了10年之久。早在1978年，長實與會德豐洋行共同出資購得天水圍的土地。第二年下半年，中資華潤集團等購得其大部分股權，共同組建了巍城公司，決定共同開發天水圍。巍城公司51%的股權屬中資華潤集團所有，長實集團僅占股權的12.5%，為第三大股東。大股東華潤集團躊躇滿誌，雄心勃勃，計劃在15年內將天水圍建成一座可容納50萬人口的新城市。
當時，李嘉誠正忙於收購和黃公司，並未直接參與天水圍的策劃。整個開發計劃，都是由華潤來主持的。但是華潤是一家國家外貿部駐港的貿易集團公司，缺乏地產發展經驗，並不熟悉香港地產業的遊戲規則，結果，計劃進行未久，便遭到了挫折。
1982年7月，港府宣布動用22.58億港元，收回天水圍488公頃土地，而將其中的40公頃作價8億港元批給巍城公司，要求巍城公司在12年內，在這塊40公頃的土地上完成價值14.58億港元以上的建築，並負責清理318公頃土地，以交付港府作土地儲備。如果巍城公司達不到要求的話，那麼，這些土地及8億港元就要充公。
另外，港府於1983年底宣布：計劃投資40億港元用於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盤工程預計投入16.2億港元，基本建設預計投入9.6億港元。港府將這兩項共25.8億港元的工程批給巍城公司承包，並要求確保15%的利潤。
事情已成定局，華潤集團興建50萬人口新城市的龐大計劃基本泡湯，對此，集團已有些心灰意冷，其他一些股東眼見前景不妙，均想退出。然而，李嘉誠依然看好天水圍的前景，他絲毫不動聲色，穩坐釣魚台，采取了慢功吸股、後來居上的策略。
李嘉誠按部就班，絲毫不著急，逐年從其他股東手中，購入他們急待拋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誠最終控得除華潤外的49%的股權，成為與華潤並列的兩家股東（有人估計李嘉誠與華潤事先是否達成默契，這樣喪失信心的華潤並未拋股）之一。
1988年12月，長實與華潤簽訂了協議，其主要內容如下：長實保證華潤在天水圍發展中，可獲純利7.52億港無，並即付四分之三——5.64億予華潤；如果將來樓宇售價超過協議範圍，其超額盈利部分由長實與華潤共享，華潤得51%；今後天水圍發展計劃及後期銷售工作均由長實負責，費用由長實支付，等以後在收入中扣回。此時，距政府規定的12年期限隻剩下一半時間了。按該協議規定，完成這一浩大工程，風險完全由長實承擔，而華潤不用勞神費力，即可坐收漁利。很明顯，風險大，收益也大。若能如期完成計劃，則長實按協議售價，約可獲利43億港元。但據業內人士估計，將來實際獲利數可能達到70億港元；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工程，損失將會是十分驚人的。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不到7年時間完成，大概唯有長實具備這個經驗及實力。對此，李嘉誠有充分的自信。
果然，工程投入興建後，進展神速，天水圍大型屋村很快便矗立在了人們麵前。天水圍大型屋村定名為嘉湖山莊，共建58幢住宅及商業樓宇，總樓麵積1136萬平方英尺，共有住宅單位16728個，可容納6.5萬人口，總投資63億港元，分七期於1995年中完成。天水圍屋村又一次創下了一項屋村新紀錄，直到目前，天水圍屋村仍然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第一期發售的7幢，稅後利潤共計10.86億港元，其中長實得6.23億港元，華潤得4.63億港元。另外7幢，華潤可贏得協議範圍中的7.52億港元利潤。以後六期華潤所分得的利潤，完全等於是“額外”所得，而長實的利潤所得，更是難以估計。這樣華潤與長實都得到了回報。比較符合現在企業合作中的雙贏模式。李嘉誠的獨具慧眼不僅為自己帶來了財富，也讓華潤嚐到了甜頭。
在這個項目中，李嘉誠自己大賺特賺，又讓陷入絕境的華潤集團坐享其成，等於是挽救了華潤，這又進一步為長實集團與中資的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正是因為李嘉誠能忍，能夠耐得住時間的考驗，製定詳盡計劃，胸有成竹，不多花冤枉費用，才能在機會合適時順利接手，用小的損耗換來了大的收益，這不能不讓人讚歎李嘉誠的忍耐功夫。
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個政策實施之前都必須做到這一點。當我著手進攻的時候，我要確信，有超過百分之一百的能力。
不要讓貪念衝破理智的防線
高風險從來都是高利潤的雙子星，這對孿生兄弟關係鐵的形影不離。高利潤是位心術大師，他能讀懂人的心理，透徹地了解人貪戀的欲望如無底深洞般填不滿，所以他的條件總是讓人心動得快，以至窒息。而高風險，則是一位智慧武功超群的殺手，很多貪婪的人在還沒看清楚它真麵目時，已經靜靜地躺在他的刀下了。想要戰勝這兩者，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能讓貪念衝破了理智的防線。
1971年，恒生指數創下406.32新高位，1972年更升至843.40，一時港民紛紛熱衷炒股，可謂“炒風刮得港人醉”，但此時我們不得不折服！李嘉誠在這一瘋狂時期，絲毫不為炒股的暴利所心動，穩健地走他認準了的正途——房地產業。
而不少房地產商，卻放下正業不顧，將用戶繳納的樓花首期款、將物業抵押獲得的銀行貸款，全額投放到股市中，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產更優厚的利潤。
炒風愈刮愈熾熱，各業紛紛介入股市，趁熱上市，借風炒股。連眾多的升鬥小民，也不惜變賣首飾、出賣祖業，攜資入市炒股。職業炒手更是興風作浪，哄抬股價，造市拋股。香港股市，處於空前的癲狂之中。1972年，彙豐銀行大班桑達士指出：“目前股價已升到極不合理的地步，務請投資者持謹慎態度。”
桑達士的警告，湮沒在“要股票，不要鈔票”的喧囂之中。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數飆升到1774.96的曆史高峰，一年間，升幅5.3倍。
然而物極必反。在紛亂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偽造股票，混入股市。東窗事發，觸發股民拋售，股市一瀉千裏，大熊出籠。
當時遠東會的證券分析員指出：假股事件隻是導火線，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資者盲目入市投機，公司盈利遠遠追不上股價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脫離實際的高位。恒生指數由1973年3月9日1774.96點，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機，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加工貿易業。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點；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以來的新低點——150.11點。其後，恒指緩慢回升，1975年年底，回升到350點。
除極少數脫身快者，大部分投資者均铩羽而歸，有的還傾家蕩產。香港股市一片愁雲慘霧，哀聲動地。港府頒布新的證券條例，加強監管，提出四會合並。1980年，成立將取代四會的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1986年4月，聯交所正式營業。
20世紀70年代初，股市無論對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都是個全新的課題，人們普遍表現出盲目幼稚。在這一點上，李嘉誠顯出高人一籌的心理素質。
毫無疑問，李嘉誠是這次大股災中的“幸運兒”。長實的損失，僅僅是市值隨大市暴跌，而實際資產並未受損，李嘉誠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預期更好的實績。
不少商人，麵對暴利機會就違背自己初衷，不顧自身情況而做出決定，事後悔之不迭。隻有將貪念控製在理智的防線內；細心搜集情報，居安思危；做出最利於未來之決定的商者，才算是商業戰場上的常勝將軍。
好的時候不要看得太好，壞的時候不要看得太壞。最重要的是要有遠見，殺雞取卵的方式是短視的行為。
過度發展，必受摧殘
在塑膠業界經曆了一番風風雨雨的李嘉誠，終於在商海中站穩了腳跟，並贏得“塑膠花大王”的美譽，賺得盤滿缽滿。然而，早在李嘉誠開發塑膠花之前，他就預見到，塑膠花隻是社會快節奏的一種流行產物，隻能風行一時而已。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將趨向於崇尚自然，而塑膠花無論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這一點他的判斷肯定是準確的。
處於全港塑膠業領先地位的李嘉誠，空閑之餘，常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塑膠花的大好年景還會持續多久？什麼時間會結束呢？雖然長江公司擁有穩固的大客戶，同時又是塑膠業的龍頭老大，不用愁市場問題，但設想一下，如果整個行業在走下坡路，長江的發展前景也必然有限，況且，越來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誠敲著警鍾——香港塑膠廠已是遍地開花，塑膠花簡直都快泛濫成災了。
李嘉誠知道，塑膠花業之所以如此興旺，一方麵是由於這種產品本身所具備的某些優點，另一方麵是它迎合了人們普遍追求時髦的心理，而且，後者才是其中最為主要的因素。曾幾何時，富人窮人，全都以係塑膠褲帶為榮，可是後來，塑膠褲帶漸漸地就再也無人問津了。最終，人們還是覺得真皮褲帶好。
塑膠花又何嚐不是這樣的呢？盡管塑膠花可以變幻無窮，但無論怎麼變最終還是塑膠花，絕對無法完全替代充滿自然氣息的植物花。李嘉誠從海外雜誌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膠花掃地出門，又重新種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國際塑膠花市場，發達國家的需求量日益減少，已形成了嚴重積壓的局麵。市場已開始漸漸地向南美等中等發達國家傾斜了，而這些國家，都在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塑膠花。在香港，勞工工資逐年遞增，勞動力不再低廉。由於塑膠花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李嘉誠肯定了它的發展一定不會長遠。
香港曾經出現過幾次塑膠花屯積現象，主要原因就在於生產過濫和歐美市場的需求萎縮。雖然積壓並沒有造成大災難，更未直接影響長江，卻引起了李嘉誠的高度重視。正是在這一係列分析的基礎上，李嘉誠未雨綢繆采取了應變行動。他的預先考慮，不是增加投資，強化競爭能力，而是采取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讓其自興自衰。
李嘉誠除了在這次石油危機中，出麵解救塑膠原料暴漲危機外，他已基本退出塑膠花事務。他逐漸把全部精力投注於締造以地產為龍頭的商業帝國，這也是他經商以來，在心中逐漸醞釀成形的宏偉抱負。
與塑膠花相比，地產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於他後來實現了這一抱負，輿論界才給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識時務者為俊傑，李嘉誠正是這樣一位商界奇才。李嘉誠是第一個進入塑膠花領域的商人，賺了一大筆之後，他又審時度勢，激流勇退。無論是前進還是後退，他都占盡了先機。做生意就是這樣：該投入時就要果斷投入，該撤離時也不能有絲毫猶豫，要義無反顧地離開。
從某一方麵來說，隻有勇於放棄的商人才會是一個大有作為的商人，這一點李嘉誠做得很好。“盛極必衰，月盈必虧。”道家的樸素辯證法，自然也適用於商界。任何一項業務，當它走過自己的成熟階段後，必將走向衰落，而這個時候如果不進行自我調整，還抱著不放，必將隨著該項業務的衰落而走向失敗。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或許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會猶猶豫豫，不甘不願。事實上，沒有永遠贏利的業務，在該放棄的時候，就應該學會放棄，利用從事前一種業務所積蓄的力量，可以輕鬆地開展下一個業務。業務不斷轉移更換，但贏利的中心卻不能改變。
勇於撤退的例子很多。比如香港“假發之父”劉文漢發現美國盛行“假發熱”，於是斷定善於跟風趕潮的香港必定會步其後塵，所以搶先在香港成立假發製造公司，結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賺了一筆。接著，他又料定假發熱隻會維持一時，不會長久。於是，在市場攀到高峰時，及時退出，並攜資移居澳大利亞，開創另一番新事業。不久，事實證明了劉文漢判斷的準確性。美國的“假發熱”在一段時間內消退，香港的假發製造廠家紛紛倒閉。此時，香港假發業的開拓者劉文漢，卻在隔岸觀火。
日本商戰聖手鬆下幸之助說過：“高明的槍手，他的收槍動作往往比出槍還快。”所以李嘉誠發現塑膠行業日薄西山就果斷收手退出，避免了大的損失。不過無論他後來的事業發展到如何龐大，獲得的盛譽有多少，他都永遠忘不了從事塑膠花生產的那段歲月，因為塑膠業給他帶來了很多東西，李嘉誠在後來的創業中一直牢記這些經驗和教訓，使他的事業走向了更大的輝煌。
任何一種行業，如有一窩蜂的趨勢，過度發展，就會造成摧殘。
未曾得，先算失
常人做生意，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馬上就可以盈利，結果還沒弄清楚市場就盲目投資，結果才遭遇一點點困難就臨陣脫逃，賠得慘不忍睹；而李嘉誠則恰好相反，他投資講求退出戰略，未想得，先算失，做最壞的打算，仔細衡量之後才動手去做，就算遭遇不利，也知難而進，主動克服，披荊斬棘，辟出一條路來。
所謂投資退出戰略就是，投資時就要考慮退出，投資退出並不限於項目虧損時的迫不得已，更應是主動的發展戰略，在恰當的時候以退為進！李嘉誠無疑是這種策略的堅定擁護者，在一次采訪中，他就坦言：“當我購入一件東西，會作最壞的打算，這是我在交易前做的99%的事情，隻有1%的時間，是想會賺多少錢。”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在事前就預防危機的發生；另外，不做投機性操作，也是他的原則之一，而且他還公開呼籲民眾不要借錢來炒股。
李嘉誠表示，“投資人）都是要小心，如果投機性（股價）是在高位，怎樣也都會有危險成分，香港、大陸股票現在升到那麼高，確實有可能發生問題。”
除了嚴格的風險控管之外，身為香港首富的李嘉誠從來沒有欠過債，因為采取分散投資策略，加上做生意時，都會考慮到能否在一個星期內拿到現金，因此現金流通順暢，根本不需要借錢來周轉。正是憑借這種未曾得、先算失的投資原則，才能創造了李嘉誠經商六十餘年無虧損的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