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說，總體來說是佳作，但我不太喜歡後半段，小情小調的東西太多了。
我終於開口說，恰恰相反，我就喜歡這種小情小調。就像多年前，看《春光乍泄》，我對那個壯闊的尼瓜拉加大瀑布的鏡頭完全無感，若幹個日子之後，卻還能清晰地記起何寶榮扔下啤酒瓶，反手一把抱住黎耀輝。
是誰抱你，吻你，撫摸你，是誰跟你一同飲酒，醉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黃昏的天台。
“無用”的人生
我終於要談一下，我最不願意談起的那件事。
今春微博上有一位姑娘因為抑鬱症自殺了，而去年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走飯因為同樣的原因選擇了結束生命。
春天是這個病症的高發期，惜非曾經問我，為什麼會是春天，明明是春暖花開，生機勃勃的季節。
我想了一下說，我並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隻不過，每一年的春天我都感覺自己看不到下一個春天了似的。
《晨報周刊》的記者通過我的朋友打來電話，很委婉地表示想約我做一期采訪。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不以為意，笑著問，是什麼主題？明顯地能夠感覺到朋友在電話那端有些遲疑也有些小心翼翼，他說了一堆“這不是任務，你不想做就直接拒絕，沒關係的”之類的鋪墊，末了，緩緩地說，他們想做關於抑鬱症的專題。
我停頓了一會兒說，你讓我想想。
晚上他叫我出去吃飯，一直沒主動提這件事，是我自己，告訴他，我願意接受這次采訪。
他的眼神有點驚訝，我說其實就我個人來說，我當然不願意在紙媒上談論這件事，一旦談論，就有立場，有立場就會有風險，我沒必要給自己找麻煩。
但是為什麼，我選擇了接受。
我想，就像是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寫在“深海”中的那句話一樣：這世上沒有感同身受這回事，針不刺到你，你就不知道有多疼。
2012年我的情緒陷入了史無前例的低穀，我想我真的能夠理解那些姑娘最後所表現出來的決然，因為在那段時間，有好幾次，我幾乎離那一步隻有一公分的距離了。
我在失眠痛哭的夜裏，在我的微博上寫下我的心情，除卻關懷的聲音，還有一大部分是指責我不夠堅強，無病呻吟。
在那樣的情況下，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慰藉，一句指責的話語，幾乎可以置人於死地。
我曾在極度虛弱的狀態下跟我最親的閨密說，如果有一天，我撐不下去了，請你幫我刪掉我所有的微博和日誌，我不想在我離開之後被數以萬計的人轉發我生前寫下的文字。
人在那個時候，真的會脆弱得像一塊玻璃。
我對我的朋友說，我接受這次采訪，是因為我知道這個群體承受了多麼大的壓力和多麼深的誤解。很多人說那些選擇離開的人是對生命不負責任，可是將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能夠活下去，誰不願意活下去，誰願意拋下自己的親人朋友愛人，奔赴死亡。
如果我所說的話、我所經曆的痛苦和掙紮，能夠改變哪怕一個人的想法，能夠使哪怕一個人得到周遭的理解和關愛，那麼這次采訪，就有價值。
我們身處一個喧囂浮誇的時代，主流的價值觀隻鼓勵人強大，鄙夷軟弱。而我想說的是，軟弱並沒有過錯，它隻是生命形態的某一個折射，在麵對自己所未經受的苦難麵前，即使不能夠理解，但至少可以沉默。人生隻是過程，它既無真諦，也無意義。借用加繆的一句話來說，人生越沒有意義，反而越值得去經曆。所有不快樂的人，我們都可以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願以自己渺小而卑微的力量，去對抗這稀疏尋常的命運。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畫麵中是一位穿著大紅色長裙，黑色長發織成一條粗辮子的女人坐在一張椅子上，麵前放著一張桌子，桌子的對麵有一張椅子。
她的容顏已經不太年輕了，於是，對當代藝術並不熟悉的我，並沒有認出她來。
接著一位頭發胡楂都已花白，同樣並不年輕的男人走到那張椅子前坐下，四目相對之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她驟然動容，原本沉靜如同深湖的臉上，出現了微妙的笑，緊接著便顫抖著流下淚來。
他們伸出雙手，在桌子上十指相扣。
這是一場分別了二十二年之後的和解。
這位長發長裙的女藝術家Marina bramovic，是南斯拉夫籍，她曾說，一個藝術家不應該愛上另一個藝術家。
然而她遇到了，也愛了，刻骨銘心的十二年之後，又失去了。畫麵中那位頭發花白的男人，是她曾經的戀人Ulay，亦是一位來自西德的偉大的行為藝術家。在年輕時，他們曾經一起創作了許多了不起的作品，即使是我這樣對當代藝術一無所知的人也略有所聞。在表演《死亡的自我》時，兩人將嘴巴對在一起，互相吸入對方呼出的氣體，17分鍾之後他們的肺裏充滿了二氧化碳，都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這一表演探求的是一個人“吸取”另一個人生命的毀滅能力。1980年他們還表演過一個作品，一把弓箭，她握住弓臂，他手裏握住弓弦與箭，兩人麵對麵站立，箭頭上淬染了劇毒，對準她的心髒，一旦有一方鬆弛，她便會立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