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李嘉誠們對政治一直保持距離，在商言商，頗有歐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風，但他們的生活和事業已與政治、文化、文明和國家牢牢地係在一起了。這一點尚無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從事加工企業與全球性的政治動蕩相關就不用說了。從60年代末開始，李嘉誠在香港的所有收購舉動都與內地政治變化有關：內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讓李嘉誠在1967-69年收購了不少廉價地產；70年代後期內地“文革”停止，實施改革開放，曾經吃過共產黨苦頭的英資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現動搖，李嘉誠趁機與其直接競爭並一舉收購和記黃埔；80年代初，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爭端再度給市場帶來動蕩，李嘉誠逢低收購港燈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計劃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聯合其他地產商一舉收購置地公司。這期間，李嘉誠借助政治氣氛在股市中低進高出而大獲其利的操作更是數不勝數，他不僅賺得利潤，還因此賺得救市的聲譽。
從窮困少年到“塑膠花大王”，從地產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騎士，從超人到新經濟的領袖，從管理大師到傳媒高科技弄潮兒……李嘉誠的路還在繼續，他幾乎一直在捕捉先機，發出時代的先聲。在一個行業、一個產業、一種潮流裏領先，從小到大，從夕陽產業到高科技產業，到後來，跨產業、行業、領域，由經濟到文化傳媒到政府公共領域，他總能占據主動，引導前行；這位以資本為對象的戰略大師一生學習不輟，敢於嚐試新的未曾接觸的領域。他對產業趨勢的判斷和市場時機的把握非常準確，從塑膠花到房地產，再到石油、電視以及當前對數碼港、中藥港計劃的熱衷，每次都不僅適應產業趨勢的變遷，而且推動了社會的潮流。到後來，李嘉誠不僅富可敵國，而且與一個地區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有了難解的聯係。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那種知足、守常、中和、自給也在李嘉誠這裏得到超越，用學者們的話說，他是躍進到現代化的永無止境的變動之中。李嘉誠濃縮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上百年、幾代人的曆史，一窮二白到發達的進化曆史。這種跨度之大在曆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五
街頭推銷少年，誠實而靦腆。加工塑膠花企業家，勤奮、機靈、信用。所有這些，還在人們的理解範圍內，還是平常心所能把握的。可是到了地產中“人棄我收”，到了要挑戰置地，要投資汕頭大學，要弄潮新經濟，70高齡了還難得半日閑，李嘉誠的生活和內心已超乎了尋常人的理解，已非尋常人所能探視和把握了。尤其在擅以名利富貴來揣度人的傳統眼光看來（今日中國多如是者），李嘉誠的行為不可理喻了。他自己也說過，第二個1000萬比第一個1000萬元要容易，到目前，錢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了早先的意義。但他依然那麼執著，是好玩嗎？對於人的生命可能極境的邁進是多數國人難以理解的。但李嘉誠實實在在地在多個領域裏作了嚐試。這裏有著老子的智慧，無所不為；有著傳統文化最深的底蘊發揮著作用，生生不已，其命惟新；有著現代性最本質的要求，惟新是尚。
我們的傳統素有知命之說，李嘉誠在生活事業上意識到這一點，他知道了人不僅屬於自己，不僅屬於一個家庭，甚至不僅屬於一個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誠有自知之明，他就是這樣說的，“創業時要百分之百靠雙手勤勞換來……之後，機會的比例也漸漸提高，現在運氣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個有才氣有靈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後，命運之神再也沒有放棄他。像領受了神諭一樣，像清教徒為上帝積累財富一樣，李嘉誠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豐富。李嘉誠沒有丟失千載難逢的機會。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就不放棄，就成為最好的，在各個方麵的嚐試成為最好的。億萬的財富進出、投資、投機、吞並……沒有硝煙的戰爭，沒有疆域的王國李嘉誠樂此不疲。他曾經一人擔負全家人生計，現在一人也足夠撬動香港、東南亞。無論被美國《財富》周刊評為千禧年企業家，還是被《亞洲周刊》評為亞洲2000年第一號最有權力人物，都說明了人們或遠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與李嘉誠比起來，他的同時代人物們同樣優秀，我們說過那是一個成就了眾多巨人的時代和地方，那是做慣了“螺絲釘”的人想像不及的巨大個體。霍英東智慧出眾，包玉剛勇冠三軍，鄭裕彤膽略過人，李兆基本分嚴謹，郭得勝雷厲風行……各有特點。李嘉誠則挾傳統文化的精神而來，與新時代博弈，平和、誠實、堅忍，把中華文化的立功之道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李嘉誠身上，很難發現他屬於哪一類人，具有哪一類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眾人的綜合。他溫情而不過分，厚愛而不過溺。他動輒捐給社會千千萬萬，而給一個求助者隻以言傳並濟以少許錢物。也許正是這種分寸感，使他能在社會人生的諸種方麵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沒有失去這種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夠敏銳，他的頭腦仍極為靈活，這使得他每有行動總能令世人“大跌眼鏡”，他的行為有眾人想像不到之處，而這行動的成功結果又總如風景驟起變幻一樣蔚為壯觀，神奇地充實了平凡人眾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