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隱約約中覺得我們己處在一種生活的交界處,也己感到主觀生活與客觀生活的連接是一種趨勢與必然。我期望,由於有這些新的跡象,我們對於神經係統的研究能有一個巨大的進展。
這一研究不是空穴來風,其中一項研究來自於奧爾茨,是被埋入嗅腦中隔區電極裏,證明這裏實際上是一個“快樂中樞”。當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種姿勢,似乎想通過這些埋入的電極刺激它自己的腦時,它會一再重複這種自我刺激,隻要電極仍然埋置在這一特定的快樂中樞。
很明顯,痛苦區或不愉快己顯現出來,但當動物得到此機會時,一般會采取拒絕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刺激對動物來說顯得很“寶貴”(或合乎需要,或有強化作用,或有獎賞作用,或任何我們可以用來描述這種情境的詞),因此它寧願放棄任何其它已知的外部快樂,包括食物、性等等。
我們現在已有足夠的、類似的人類論據能推論人的情況,說明人也有一些主觀意義上的快樂體驗能以這種方式產生。這一類研究剛剛處在開始階段,但已經在這一類不同的中樞之間做出某些區分,如睡眠中樞,食物厭足中樞,性刺激中樞,性厭膩中樞,等等。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讓這一實驗與卡米亞的實驗相結合,那結果定會很喜人,卡米亞實驗利用了腦電圖和操作條件進行,當α波頻率在被試者自己的腦電圖中達到一定點時,便給予被試一個可見的反饋。用這種方法讓人類被試能把一個外部的事件或信號和一種主觀感受的事態相關聯,便有可能使卡米亞的被試建立對他們自己的腦電圖的隨意控製。那就是說,他證明一個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頻率達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亞有一發展廣闊的重要發現,那就是在能被測試的條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種沉思的、舒適的狀態。某些跟進的研究以學會東方禪坐和沉思的人為被試,證明他們能自發地放射出那種“寧靜”的腦電圖,和卡米亞能讓他的被測做到的一樣。這就是說,已有可能教會人怎樣去感受幸福和寧靜。這些研究的革命意義是多方麵的和極其明顯的,不僅對人的改善,而且對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理論都非常重要。這裏有很多研究計劃足以使未來的大批科學家為之奔忙。被認為是不能解決的心身關係問題,終於已顯得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了。
對於一門規範生物學的問題而言,這樣的論據是關鍵性的。現在顯然已有可能說,健康的有機體己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號的能力,這無疑宣告這個有機體的喜惡,以及認為合乎事態的標準是什麼,稱這些為“價值”是太遠的跳躍嗎?能說這是生物學上內在的價值,或似本能的價值嗎?假如我們做出這樣的描述、陳述:讓實驗室白鼠在按壓兩種自我刺激按鈕之間選擇時,幾乎100%的時間都按壓快樂中樞按鈕,而不選擇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鈕,難道這和“這個白鼠寧願選擇快樂中樞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區別嗎?
我承認,“價值”一詞在這裏可用也可不用,或許不用這個詞也能說明上麵的問題,這也是有可能的。或許作為一個科學策略問題,或至少是作為在科學家和一般公眾之間的溝通策略問題,為避免論點的混淆而不說“價值”可能是更圓滑的手腕。我想,這確實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們十分認真地看待心理學和生物學中這些有關選擇、偏愛、強化、獎賞等等問題研究的新發展。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一類研究工作和理論探討固有的特征就是麵對一定程度循環論證的困境,這一點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測在其他動物那裏也會有這樣的問題。這種循環論證隱含在這樣的說法中:“良好的樣品或健康的動物選擇或偏愛某事物。”
我們應該怎樣解釋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戀者、神經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殺者做出的選擇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懷疑的是,把這種困境與腎上腺切除的動物能在實驗室中作出讚許的動作相提並論是否正確,我的意見是,這個問題不是沒有解決之道,而隻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正視並處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視的問題。
在人類被試那裏,很容易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技術選出“健康人”,然後指出得到如此分數的人(讓我們說在羅夏測驗中,或在智力測驗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選(食物)實驗中成為善擇的人。但這裏的選擇標準完全不同於行為標準。我們正在利用各種方法證明其前景,證明反常、或謀殺、或虐待狂、或物戀的所謂“快樂”和在奧爾茨或卡米亞的實驗中所表明的“快樂”不是同一意義上的快樂。當然,這是我們供助我們主觀的精神病學技術得知的。
任何有經驗的心理治療師都能懂得,潛伏在神經症“快樂”或反常狀態下的實際上是大量的煩惱、痛苦和畏懼。在主觀領域自身中,那些對健康和不健康的快樂都體驗過的人都無一例外地承認他們喜歡前者而擯棄後者。柯林·威爾遜清晰地證明,性罪犯隻有微弱的性反應,而不是強烈的性反應。克爾肯達爾也證明,相愛的性活動比不相愛的性活動在主觀上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