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穩定的勞動關係勞動者是諸生產要素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企業要能順利而如期地實現利益目標，必須以穩定的勞動關係為基礎。那麼何謂穩定的勞動關係？主要看以下三個指標：
一是勞動者的年流動比例。除了勞動者自然死亡和退休以外，一般而言，年流動率在3%左右為正常；5%—8%為波動，需要引起注意；10%以上為失常，需認真總結教訓；1%以下為凝固，不利於吐故納新，同樣需要進行總結。
二是勞資糾紛發生率。在一般情況下，以1000人左右職工的企業為例：勞資糾紛年發生率在5次以下（每次在5人以下）的，為基本穩定的勞動關係；5—10次為有波動的勞資關係；10次以上且參與人數合計超過20%為對立的勞資關係，必將影響企業利益目標的實現。
三是勞資關係訴訟率。對簿公堂是勞資矛盾激化的表現，對企業的負麵影響很大，每家企業都應防微杜漸，力求避免發生。凡是能引起部分職工（如一個車間或分廠）或全企業職工共鳴，或者影響到這些職工切身利益的訴訟，一年發生一次，就是嚴重事件。雖有訴訟，但不影響全局的為輕微事件。
2.良好的生產環境生產環境的好壞，不僅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也關係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如何、人與自然是否和諧，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到企業利益目標的能否實現。何謂良好的生產環境？主要看以下三個指標：
一是安全事故發生率。以輕紡工業來說，衡量安全事故發生率的主要指標是：受傷（指表皮破損）發生率百分之一以下，傷殘（指傷及骨部）發生率在萬分之一以下，死亡發生率在百萬分之一以下，為輕微事故；上述指標數增加1倍為嚴重事故；在嚴重事故指標數上增加1倍為惡性事故。重化工業和采掘工業需視不同產品和生產場所而定，一般可分為四類：無事故、輕微事故、嚴重事故和惡性事故。良好的生產環境，安全事故應保持在輕微事故以下。
二是職業病發生率。統計職業病的發生率，應以直接麵對有毒、有害生產環境的職工為範圍。一般的分類是：職業病發生率在2%以下為“輕微”；3%—5%為“中度”；5%—10%為“嚴重”；10%以上為“惡性”。
三是生態環境破壞率。保護生態環境，企業就應大力推行清潔生產，淘汰汙染嚴重的生產工藝和設施，對廢氣、廢水和廢渣等“三廢”按國家規定進行處理。“三廢”處理全部達標，為無破壞率；“三廢”處理達標2/3，為輕微破壞率；“三廢”處理達標1/3，為嚴重破壞率；“三廢”未經處理就排放，為惡性破壞率。
3.科學的管理製度何謂科學的管理製度？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指標上：
一是自覺性的管理製度。企業管理製度視員工們的執行自覺性程度，可分為三種類型：90%以上自覺執行的，可稱之為自覺性的管理製度；60%以上自覺執行的，可稱之為次自覺性的管理製度；50%以上職工有對立情緒的，則是非自覺性的管理製度。
二是人性化的勞動製度。這裏所說的“人性化”，有三方麵的含義：第一，有利於減輕勞動者的勞動強度；第二，有利於消除勞動者對勞動的恐懼和不安；第三，有利於調動勞動者自覺勞動的積極性。
三是科學性的獎懲製度。企業有一套完整的激勵機製和約束機製。每個員工的薪酬真正與其職責、貢獻掛鉤。每一項約束措施都是由受約束對象共同討論製定。在獎懲麵前，不論職位高低、關係親疏、工作時間長短，堅持一視同仁、人人平等。一個好的獎懲製度，員工滿意度應在80%以上，否則就談不上科學性。
4.合理的成果分享這裏所說的“合理的成果分享”，是指下列幾種情況：
——在企業經營困難或虧損的情況下，保證職工能獲取社會平均最低薪酬水平。當企業發生困難或出現虧損的時候，員工雖然也要分擔一定的困難，而企業主應是主要承擔者。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以裁員為解困的主要措施，而保證員工能獲得社會平均最低薪酬。
——在企業微利的情況下，保證職工能獲得社會平均中等水平的薪酬。企業盈利是企業員工辛勤勞動的結果。企業主應該拿出一部分利潤讓員工共享，或是采用加薪的形式，或是以獎金或福利等形式，絕不能有利而不共享。
——在企業高利的情況下，保證職工在獲取社會平均薪酬水平外，還能在超額利潤中分享一部分成果。其分享額在一般情況下，應不低於超額利潤的10%。
（二）企業之間的衡量指標有人說，“市場如戰場”，企業之間的利益目標是此長彼消，水火不容；有人說，“市場是商場”，企業之間的利益目標雖有不同，但企業之間不一定是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取得雙贏。兩種意見誰是誰非？其實是都有“是”，又都有“非”。如能正確處理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企業通過競爭，可以取得雙贏；但如處理不當，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是你死我活，不是兩敗俱傷，就是一勝一敗。
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怎樣才算正確處理，主要看下列四個指標。
1.良好的信用記錄市場經濟亦稱“信用經濟”，因為隻有企業守信，市場才能有序運行，企業也才能有效生產經營。涉及企業之間信用關係的，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經濟合同問題。嚴格按經濟合同的條約辦事，這是守信的表現，否則就是違信違約。二是信貸合同問題。信貸合同主要發生在工商企業與金融企業之間。正確處理與金融企業的關係，就必須有借有還，按時還貸，否則就是失信。三是債務合同問題。由於企業之間生產經營的不平衡性，相互發生一些債權、債務是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就要按約定妥善處理。四是投資合同問題。企業之間相互投資參股，或是收購控股，或是相互投資新辦企業，都要簽訂投資合同，簽訂了就必須嚴格按合同辦理。檢驗企業有否良好信用記錄，可以年為單位，按違約發生率加以計算：凡一年內未發生違約的，即為A級信用；違約率在10%以下的為B級信用；違約率在20%以下的為C級信用；違約率在30%以上的即為違約戶，無信用可言了。
2.合理的利潤讓渡研究利潤分配亦即利潤讓渡問題，首先應該分析利潤產生的原因：如果利潤來自某一項創造發明、某個工藝的革新改造、某一類材質的改進或管理製度的創新等，那就應堅持誰創造、誰享有的原則；如果利潤是來源於成熟產品的正常生產，那就有個利潤怎樣合理讓渡的問題了。讓渡當然必須以市場競爭規律為杠杆，在此前提下，按對產品生產經營的貢獻率確定讓渡的比例。要精確計算貢獻率難度極大，甚至不易做到；而按大數法則，對某一產品的生產經營，哪家企業貢獻最大、哪家企業貢獻最小，供應、生產、銷售等各類企業心中是有數的。
3.有效的資源共享企業之間實施資源共享，是節約使用資源的一條重要渠道。構建產業區域、進行產業集群，是便於資源共享的有效組織形式。這項工作的責任在各級政府。從企業來說，要實施資源共享，必須進行“三破”：一破萬事不求人的小農思想；二破以鄰為壑的閉門政策；三破墨守成規的生產經營方式。衡量資源共享的主要指標是：大型設備利用率，凡低於75%就是屬於不合理的；資源集聚使用率，凡在距離在1000米左右的企業間，供氣、供電（假定企業自發電）、主要生產設備和工藝等集聚率低於60%的，就是屬於不合格。
4.文明的企業競爭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企業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麼，何謂文明的企業競爭？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1）拓展市場領域的競爭。占領市場或拓展市場，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打擊排擠，即采用各種手段，甚至不惜使用陰謀詭計，把競爭對手打下去、擠出去；另一種叫創新需求，即通過市場調查，了解顧客新的需要，設計、製造一種新的產品，創造一種新的需求，亦即開拓了一個新的市場。後一種競爭即為“文明的企業競爭”。
（2）銷售商品的競爭。商品能否銷售出去，直接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每家企業必將盡力競爭。而這類競爭也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采用虛假廣告，或用低於成本的價格進行銷售，以打敗競爭對手而取得勝利；另一種是通過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性能來贏得顧客，或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從而以低價擴大銷路。後一種即為文明的企業競爭。
（3）爭奪顧客的競爭。顧客是“財神”，爭得了顧客，就是打通了財路。由此，顧客成了企業必爭的對象。爭奪顧客也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用廣告欺騙人、用虛價（打折等）引誘人、用有獎銷售糊弄人；另一種則是“以顧客為中心”，從產品設計、選材開始，到最後生產完成，都從有利於顧客的購買、使用、保養和維修出發，處處想顧客所想，以培養顧客忠誠度為基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後一種即是文明的企業競爭。
（4）關於人才的競爭。在農業社會時期，土地是第一資源；在工業社會時期，資本是第一資源；到了知識社會時期，人才成了第一資源。爭奪人才也有兩種不同方法：一種是用高薪買人才，或是用“離間計”挖人才；另一種是用有效措施吸引人才，或是通過各種渠道精心培育人才。後一種方法，即是在人才方麵的文明競爭。
（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衡量指標企業與政府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最基本的組織體係。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或稱政企關係，是現代市場經濟體係諸多關係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關係。兩者關係處理得好，雙方利益就能和諧地發展和共存；如處理得不好，會使雙方利益目標發生矛盾和衝突，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與政府要正確處理的利益關係，從當前來看，最主要的是看四個“率”。
1.政府職能到位率和企業法製履行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需從“全職、全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麵來。這裏的關鍵是兩個方麵：一是要切實解決好政資分離問題，解決好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職能和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配置問題，徹底根除計劃經濟下政府“雙重角色”的弊病；二是要科學地界定政府職能與企業、社會職能的邊界。凡是企業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機製能夠自動調節的，政府應該堅決退出，而把主要精力放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去，特別是要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由此，在衡量企業與政府利益目標的處理時，從政府這方麵說，政府職能是否到位、達到多大的到位率，即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麵做得怎麼樣，就是一個首要的指標。
市場經濟，亦稱法製（治）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法律手段。一個能正確處理與政府的利益關係的企業，必定是自覺遵守法律、法規的企業，亦即能自覺地依法辦事。企業要依法辦事，就必須熟悉和把握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並自覺執行。企業法律履行率，就成了衡量企業與政府利益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
2.政府經濟政策的有效率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執行率現代市場經濟不同於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是在充分發揮市場調節資源配置作用的基礎上，由政府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調節和控製的新型市場經濟。為了在充分發揮微觀經濟主體活力、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保障國民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政府需要運用一係列的經濟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常用的經濟政策有財政稅收政策、金融貨幣政策、對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等。
從政府方麵來說，經濟政策對企業的作用是通過間接和直接兩條路徑實現的：一條是政府運用經濟政策，通過調節市場間接地影響企業的行為，這就叫“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另一條是政府運用經濟政策直接支配企業的決策，從而使微觀企業的經濟活動與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趨於一致。經濟政策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正確的，對宏觀調控有效；另一種是錯誤的，對宏觀調控不僅無效，而且對經濟起著不好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有效率，是衡量政府能否正確處理與企業利益目標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企業方麵來說，正確處理與政府利益目標的關係，就是要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提高社會責任的執行率。當今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已經從傳統的投資—生產—銷售—賺取利潤的單向循環環境，改變為受企業利益相關者影響的多元環境。政府、投資者、商業夥伴、企業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等都在影響、促進、約束或限製著企業的發展。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沒有一家企業不與這些方麵發生關係。因而，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提高社會責任的執行率，不僅是正確處理與政府利益目標關係的需要，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因此，社會責任執行率，就是衡量企業正確處理與政府利益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
作為企業，必然要追求利益，但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經濟體製下，對利益的追求具有不同的情況和要求。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08年的這59年時間內，中國的經濟體製有過多種變化：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內是國民經濟恢複時期，除了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外，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小農經濟和市場經濟體製；1953—1956年是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實行的是過渡時期的經濟體製，既有市場經濟，又有計劃經濟；從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期間雖有某些變化，但從總體上來說，這一時期經濟體製的特點是，市場經濟被逐步抑製直至消滅，計劃經濟逐步壯大並一統天下。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至2008年，其間雖也有某些變化，但基本脈絡非常清楚：從1978年起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前，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轉型時期；1992年後，即進入市場經濟時期。
本章的敘述即分為三個時期：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