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近鄰日本，中國人普遍懷有一種特殊的、難以名狀的複雜情感。不僅僅是仇恨。
也不僅僅是嫉妒。我想，更多的人首先會感到困惑。
這個國土麵積還比不上中國雲南一個省的“小”國家，何以在近代曆史上讓中國這個泱泱大國屢屢受傷，而且傷痕深重？
在邁向近代化的進程中，日本並不比中國有任何的先發優勢——同樣閉關鎖國，同樣被西方列強轟開國門，同樣簽下了諸多不平等條約——可日本卻能在眨眼之間，從受害國變成施害國，一轉身就把大炮和槍口對準了中國。
後發也能製人。短短幾十年，日本迅速崛起，堪與西方列強比肩叫板。
是什麼讓日本這個“落後生”搖身一變，成了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優等生”？
如今，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日本。可一旦品“質”不論“量”，用國民生產總值（GNP）和人均GDP來衡量，中國卻仍遠落後於日本。“日本在2010年的人均GDP為4.2431萬美元，中國是4412美元。中國的人均收入落後日本10倍，還停留在日本上世紀60年代的水準。”麵對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的事實，《日本經濟新聞》這句底氣十足的評論，值得我們深思。
平心而論，日本的強大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這個事實，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我們不禁會問，“小”日本何以“大”？對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本書想給出的答案隻集中於一個：財閥。財閥是日本的“特產”。
通常來說，資本壟斷的形式主要有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其中，康采恩式的財閥壟斷在日本最為典型。這種由母公司衍生出子公司，子公司又衍生出孫公司，子生孫，孫又生子，如此不斷繁衍而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型產業資本架構，正是日本在近代賴以崛起的經濟基礎。
財閥從早期的家族式經營發展而來。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民間商業資本就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些資本大多以家族的姓氏來命名，例如三井、鴻池、加島、住友等等。在明治維新時期實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政策時，這批民間商業資本被維新政府重新洗牌，同時政府又扶植了一批新興的家族資本，例如三菱、安田、大倉、澀澤等等。在維新政府的強勢介入下，日本的民間商業資本很快發展成規模化的民族資本，並最終形成了獨具日本特色的財閥壟斷形式。
政治權力助推了財閥資本，同樣，財閥資本也鞏固了政治權力。維新派如果沒有財閥資本的資助，根本就上不了台，明治政府如果沒有財閥資本的合作，也早就破了產。在日本進行大規模對外擴張時，財閥資本又始終如影隨形，相互借力。
可見，在日本近代崛起的過程中，財閥資本是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力。道理很清楚，但講起來難免枯燥。必須要說明的是，對私人產權、產業資本、壟斷架構、國家力量等等的界定和其互動性的分析，並不是本書想要直接闡述的對象。本書要做的隻是一個基礎性的敘述，即用講故事的方式，厘清日本財閥資本發展、崛起、變遷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