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1905年9月5日的東京陷入了一場水深火熱的民眾運動當中。知識分子、記者和群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跟俄國做了賠本的買賣。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一路前進一路喊著“打倒政府，擁戴天皇”的口號。隊伍步行到東京的日比穀公園後停住腳步，一些政治精英開始組織演講，強烈反對日本與俄國締結的和平條約。
接著，大批警察出動鎮壓民眾遊行、集會。雙方開展了一場精彩的肉搏戰。戰鬥越來越激烈，到了這天的下午，東京政府不得不宣布首都進入無政府狀態，懇求民眾停止鬧事。
但這幫惱羞成怒的憤青們熱血已經沸騰，跟打了雞血一樣與警察死磕，同時猛砸目力所及的所有警察局。
直到三天之後，暴亂才勉強被警察平息，結果是，有17名群眾死於遊行，東京70％的警察局被砸得需要重建。
其實，這場暴亂有一個很微妙的細節。鬧事的民眾自始至終都高呼“打倒政府，擁戴天皇”的口號。換句話說，日本人在此時依然保持著崇高的凝聚力，他們尊敬天皇，也服從既有的政治體製，他們隻是渴望政府能在天皇的庇護下做得更完美。
為了表達這種渴望，民眾給天皇寫了一份萬言書，表達了自己渴望，內容頗為具體，比如，希望降低稅率，進一步提高日本軍事實力，侵略中國，讓西方人尊重等。
不過，民眾畢竟是民眾，他們有時候的確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引導，而忽略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宏圖大計。
客觀地說，日俄戰爭帶給日本的附加值相當之高，其在條約背後獲得的商業利益幾乎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換句話說，日俄戰爭對日本經濟的促進作用，遠遠超過了甲午海戰。特別是，日本壟斷了朝鮮和“南滿”地區的市場與資源，並且還能以此為跳板，進一步向中國和南亞的縱深滲透，這樣一來，必然能刺激本國工業的極速增長。另一方麵，日本為了防止俄國人卷土重來，一雪前恥，拚命發展軍工事業。輪船總噸位在10年間增長了10倍。
在這兩方麵的推動作用下，日本的對外貿易也獲得了空前進步。1897年的時候，日本出口額為16 000萬日元，到了日俄戰爭後的1906年，這個數字變成了42 000萬日元，同時進口額為41 000萬日元，也是10年前的兩倍。
顯然，這些枯燥卻讓人興奮的數字背後，昭示著日本的大商人們又一次賺取了巨額利潤，並且把他們毒辣的觸角伸向了更深遠的地方。比如中國的東北。按照《樸茨茅斯條約》的規定，日本硬生生地從俄國手裏奪過來中東鐵路南段（長春到大連）的修建和經營權。日本政府大喜過望，投資兩億日元，成立了一個叫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公司，派遣後藤新平來掌管。
後藤新平是誰？中國台灣人民應該不陌生吧。這個生於1857年的岩手縣人幼年貧寒，17歲開始學醫，後進入愛知縣工作，僅僅幾年後就成了這家醫院的院長。
在甲午戰爭爆發後，後藤新平隨軍出征，因為工作嚴謹、技術精湛被領導看中，招入軍隊，正式投針頭從戎。戰爭結束後，中國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藤新平也被委派到那裏擔任總督府長官的衛生顧問。三年後，開始擔任民政長官。
從這個時候開始，後藤新平的商業才能、管理天賦盡情展現。在他的率領下，台灣規劃建設了自來水和地下水設施；大力推行統一的台灣貨幣製度，以使得這個地區迅速納入到日本的金融帝國當中；同時，他也開始開發水利建設，引進製糖工藝，改良稻米種植技術等。
當然，後藤新平為了強化殖民統治，也采取了一係列慘絕人寰的卑劣手段，比如，他規定，凡是反抗殖民統治的人都要被當作罪犯，遭到嚴懲。在甲午戰爭之後的5年裏，台灣有3萬多人死於反抗殖民統治，毫無疑問，後藤新平就是劊子手。
與此同時，後藤新平同學還大力推廣奴化教育，企圖改變台灣人的中國情懷。這哥們兒要求台灣的學校、城市、鄉村，一句話，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學習、使用日語。那時候，台灣當地的日本人很少，不過，你走在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種地的老頭用日語聊天，其危害不可小覷。
站在日本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後藤新平開創了一種奴化的新紀元，後來日本不斷滲透到中國東北，一直到二戰當中，采取的措施都是這一套東西。
日俄戰爭結束後，後藤新平立刻用自己比狗還靈的鼻子聞到了東北地區發出的財富氣味。他懇請日本政府派遣自己到中國東北工作，並且上書領導表達自己在這裏修鐵路，幫助東北人民脫貧致富的決心。
回答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