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日本的商業史能告訴我們什麼？人類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小至公益性的誌願者團體，大至一個國家，在這樣的組織裏一定有領導這個組織的中心人物、核心人物，也就是被稱做領袖的人物。反觀曆史可以看到，人們的命運為集團領袖所左右，好的領袖可以使集團發展壯大，壞的領袖把集團帶向悲劇的深淵。有關領導人的資質，這裏中國明代著名思想家提出的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就是說具有厚重性格，並經常對事物進行深入思考，是作為領導人最重要的資質。同時又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才智，也就是說聰明能幹、巧言辭令，不過是第三等資質。不論是東洋、西洋，當今世界具備第三等才智的人被選拔為領導人，這種現象相當普遍，當然這種人會幹事，作為員工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們是否具備充當集團領導人的優秀人格呢？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對佛教萬分崇敬。我相信，欲望、惱怒、愚癡這三種都是卑怯之心，是讓人陷於煩惱的最厲害的東西。它們糾纏於人的內心，釋迦牟尼把這三種稱為“三毒”，認為這是將人的行動導向錯誤道路的萬惡之源。“三毒”不能完全排除，但卻必須作出努力讓毒素稀釋。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說獨一無二的方法，就是拚命地“工作”。我覺得每個人都該看看這本《日本商業四百年》。
吳曉波,關於日本，我們想說得太多，而知道得又太少。
我第一次到那個國家是2005年前後，在國境之南的鹿兒島登的陸。那是一個十分寧靜而優美的島灣，道旁種植了我原本以為很難在北方看到的楊梅樹，海風溫和，鄉風純正。它是時任首相小泉的家鄉，是二戰時期日軍“神風戰鬥機”的起飛場，在1868年，西鄉隆盛也是從這裏北上勤王，推翻幕府政權，開始了明治維新。在鹿兒島，我還參觀了明治時代遺留至今的一些工業遺址，其中包括最早的棉紡織工廠等。
走在這些早已成為一具空殼的工業遺址裏，我常常會有所感懷。近年，因為從事企業史研究的工作，我也曾經走遍南通、無錫、天津、福州和上海等地，參觀過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近代工廠，其建造時間、廠區模樣、生產規模及設備，與我在鹿兒島所見大抵相同。
然而，為什麼在日後，兩國會走上如此不同的經濟和政治道路？兩國企業及商人階層會有如此重大的命運差異？
這樣的問題，困擾了我很久，而且迄今沒有得出一個完備的答案。
陳偉的這本書，從商人的角度給出了啟示。
故事是從德川家康年代的住友小次郎政友說起來的，“從住友開始，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就開始互相滲透，這些商業精英們用開拓進取的精神加上誠信仁愛的價值觀塑造自己的商業帝國。這一點和中國居然有著驚人的相似點”。
住友小次郎政友——這位日本商業鼻祖提出經商一定要講誠信，不能唯利是圖。他告訴自己的兒子、女兒，做人需寧靜致遠、淡泊名利，方可成大器。這些理念被後輩從商者所謹記，綿延不息。而這些經商理念的隻言片語，顯示出儒家思想早已潛移默化、潤物無聲，而這些思想使得日本商業精英們在商海逐浪、跌宕浮沉中撐住了信念的桅杆。
而自住友以後，日本商業精英中的佼佼者無不是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的精妙結合體，試看書中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