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沒有必然的對與必然的錯。這就給領導者決策帶來了難度。事後諸葛亮，再聰明也是枉然。儒家正是看出了這一點，從經驗中找到了一種充滿智慧的中庸方法，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在避免極端的前提下，先抓住事物背向的兩個點，然後選擇勝數最大與風險最小的中間部分。這是一種權衡術與平衡術，一種高明的藝術，曆千年而不衰。
一、預則立：成功屬於有準備的人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中庸》
中庸，就是以中為用。對於決策，不可走極端，不是為求暫時的勝或贏而作出決定性的行動，而是力圖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人們熟知的戰國時期孫臏助田忌賽馬的故事就反映了這種智慧。孫臏並不寄希望於三盤皆勝，而是確保兩盤勝以取得全局勝。在中國的謀略史上，普遍盛行的上、中、下三策或稱上、中、下三計，則最鮮明地揭示了“立於不敗之地而後發製人”的中庸性的特征。
《三國演義》中寫到劉備“毀書發憤”，使劉璋的使者逃回了成都，為避免“前情盡棄”，龐統獻計三條。劉備問他：“哪三條計？”龐統說：“隻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此為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之名，二將聞之，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卻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為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劉備聽後想了一會後說：“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獻計，是一種為決策準備的謀劃。決策提前有謀劃就不會絆倒，做事提前有決定就不會受困，行動提前有安排就不會錯亂，道路選定以前有目標就不會窮途末路。有一位著名的企業家曾經說：“我無論與任何人談判一件事，在此時此地此事上，應該怎樣言辭，以及對方大概會怎樣回答我，我又應當怎樣回答對方等等，許許多多問題，在沒有考慮妥當以前，我是情願在他門外徘徊幾小時，甚至回家思索幾天，等到有把握以後，才與他會晤談判。”
任何一位成功者，不是成功於他成功的時候，而是成功於他距成功很久以前的許多時間、許多事件。儒家認為：存在於內的人，為學問的儲藏，道德的儲藏；存在於外的人，為計劃準備，力量的準備。經營國家天下的大業，就要以這些作為根本原則。
《詩經￥幽風￥鴟鶚》上說：“趁著天還沒有下雨，撤到那桑土上，修理好房屋窗戶。現在的平民百姓，不敢侮辱他們。”
孔子評論這首詩時說道：“做這首詩的人，他知道嗎？能治理這個國家，哪個敢侮辱他們。人必是自我侮辱，然後別人才侮辱他。國家自己有內戰，然後才會受到他國的攻伐，有了準備就不怕禍患。”
尉繚子在他的《十二陵》中也說過：“有威在於不變動，有好處在於因時，機會在於應付事情，打仗在於鼓舞士氣，沒有困難在於有準備。”
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如果不預先有準備，很難成功；尤其是做重大決策，如果沒有嚴格的準備，那麼非常危險。可以這麼說：“沒有計劃和準備，就是正在計劃和準備失敗。”你是否也正在計劃失敗呢？當然，沒有人願意計劃失敗，但是，你可能犯了這樣的錯誤——沒有計劃。
成功的人士都善於規劃自己的人生，他們知道自己要達成哪些目標，擬訂好優先順序，並且擬訂一個詳細計劃。為什麼要擬訂詳細計劃呢？因為計劃百密一疏是沒有用的。你可能不會被大象踩死，但你可能會被蚊子叮到，蚊子就是你疏忽的地方。你的計劃一定要詳細，要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列下來，並按照優先順序排列，依照優先順序來做。
俾斯麥無論做任何大小事情，經常是一個在很長時間內作好準備，甚至在幾年前就有所考慮。他在估計到一切事件的價值、變化情況後，便小心謹慎地做多方麵的預計，思考多種可能出現的結果，再畫上適當的路線，在計劃決定以後，就選擇適當的時機全力以赴地去做，以致他取得了巨大成功。
有人評論墨索裏尼在進軍羅馬以前，早就奪取了意大利的政權，因為他在人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時，他就在做準備了，給自己後來的大小決策提供了充足的計劃方案，他自己也承認說：“我們的發展，在於平常對軍事、政治方麵，都有周密的計劃和強大的實力準備，所以才有以後進軍羅馬與奪取政權的成果。”
二、布在方策：決策重在謹慎的謀劃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周易￥既濟》
《中庸》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古代兵法雲：“謀政謀兵，謀敵謀友，謀戰謀和，謀進謀退，都要以近於神秘為上策。守住了這個秘密，使敵人不知道；使用了其中的妙計，使敵人不能測定，這就是作為謀略學中的神秘原理。”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事與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也越來越微妙複雜，科學越達上乘，攻防的法門也就越趨向神奇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