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山西人的最初印象來自於我在南京大學就讀時的一位室友。他是山西長治人，在我們寢室中年齡排行第三，但比起另兩位更年長的室友，他表現得更像一位老大哥，話不是很多但卻為人熱心，而且在各方麵也堪稱我們學習的對象：在學業方麵，他是我們寢室學習成績最好的；除此之外，他的羽毛球和圍棋都玩得不錯，在畢業的時候，他也是我們寢室第一個找到工作的：雇主是一家澳大利亞的世界五百強。正是因為這一位室友，讓我一直對山西人有著不錯的印象，而之後遇到的一些山西朋友，也給我留下了類似的感覺。總體說來，山西人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心地善良，勤勞肯幹，不甘落後，講求誠信，不計吃虧，是值得交的朋友。
我的這位室友叫王晉強，這是一個典型而又普遍的山西人名字，如果放到百度上搜，可以搜出一大堆不同的結果。這一名字的普遍，毫無疑問，反映的是山西人一種渴望家鄉強盛富饒的心態。
今天的山西並不算經濟發達省份，但在幾百年前，晉商可是顯赫一時的重要經濟力量。如果從現在的角度看，山西氣候惡劣，物質匱乏（除了煤），要想藏富於民談何容易。晉商的興起，與山西人的勤奮與能吃苦有關。窮則思變，所以才會有了膾炙人口的“走西口”，現在之所以西北許多地方的人會唱《走西口》，原因無外乎就是當時有許多山西人曾到過這些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這首歌，時間長了，當地人也學會了。
山西人走西口不僅僅走的是西北。有資料顯示，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後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明末到清初正是晉商崛起的重要時期，之後清朝時山西有“八大皇商”，也正是清政權對山西商人在物資支持上的回報。
正是因為如此，在起點中文網《竊明》一書的書評區中曾出現過對山西商人對清政權成立的意義的口水仗，當中比較典型的一種意見認為，正是因為山西商人沒有原則的“資敵”，才使得“十三遺甲起兵”的後金得以壯大並最後入關，造成了之後中國曆史上的黑暗一夜。所以直到今天，研究晉商史的人對這“八大皇商”一直都是盡量冷處理的，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喬家、史家等家族的身上。
以上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來，這並不是造成之後中華民族苦難的根本原因。且不說這些商人們的目光會長遠到能準確預見數百年之後的事情，將一個國家的興衰歸結於一群商人的行為，這未免太過輕率。在商言商，商人的本質是逐利的，他考慮的隻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就好像一把刀子，用來殺人還是用來救人，最關鍵的還是看握著這把刀的人是誰，而不是賣出這把刀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