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的岣嶁碑以籀篆或是符篆書成，屬大篆即漢字書體的一種，是籀文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文字。籀篆，相傳周宣王時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書。秦時稱為大篆，與小篆相區別。盡管字跡怪異，難以辨認，工穩的結體，規整的章法與活潑的布局都給人美的享受。時至今日，它仍不失為曆史文物中的一件珍品，我們在對它的欣賞與審視中可以得到書法藝術的諸多感染和啟迪。夏禹作為整個中華民族記載和傳說中的一位治水的英雄，其足跡遍及中國，但隻有夏禹來蘭州治水的傳說和矗立於白塔山巔的岣嶁碑，長久地陪伴著不舍晝夜的黃河水滾滾東流，給人們留下了永遠的玄機。
書法三寶聚碑林
1998年，首倡並建設蘭州碑林的流螢先生到天津拜訪當代著名畫家、書法家王學仲，請他為蘭州碑林題詞。王先生說：“你們把敦煌寫經和漢簡選擇一部分，刻碑上石，非常好。我曆來主張，民間書法家的東西，是我國書法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下功夫研究推廣。”就這樣，堪稱書法領域三件瑰寶的“敦煌寫經”、“漢簡”和“淳化閣帖”刻石，以刻石的形式第一次薈萃在蘭州碑林與廣大參觀者見麵，領了全國風氣之先。
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點的書法藝術品，在拂去曆史雲煙和歲月滄桑後，把古人們留與我們的文化遺產再現在堅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揮灑自如、淋漓盡致的書法隨著時空的變化征服並將繼續征服著絡繹不絕的觀賞者。
敦煌寫經
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說是聲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肅，也不知道蘭州，卻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紀的世界文化藝術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地域、城鎮能像敦煌那樣形成那麼龐大那麼輝煌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能像敦煌那樣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彙的特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曆史、藝術等各個方麵，其豐富與精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曲、建築、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門類的有機結合，顯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輝煌來。從美學角度去考察，敦煌寫卷格調清新，傲然獨立，且與敦煌壁畫在審美情趣上有一種同步的現象。可以說敦煌的壁畫、雕塑與寫經都具有十分可貴的藝術價值與曆史價值。
“敦煌寫經”是用書法的形式保存了豐富的佛教經典、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再現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敦煌遺書絕大部分為古代寫本，且以寫經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寫經最早的寫於公元305年，最晚的寫於公元1002年，前後跨度近700年，曆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段時期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情況。這些遺書，內容龐雜，包括佛經、儒道家的經典、曆史文獻、文學作品等。大多數是民間的寫經生所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時代除了那些著名的書法家以外，還有大量的優秀的民間書法家存在。他們創造了很多不朽的書法作品，而這些作品不亞於名家之作。要講存世的墨跡，其數量之多，更令人興奮不已。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書法家，還不同程度地對當時的文人書法家產生過一定影響。敦煌寫經的發現，對我國書法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遺書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還無法完全統計，一般說法有5萬多件，存於甘肅的大約700多件。
在籌建蘭州碑林時，一開始就想把敦煌寫經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義的。如此之舉，一是考慮到敦煌寫經在書法藝術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為舉世聞名的敦煌就在我們甘肅，是甘肅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盡管今天在蘭州碑林裏隻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寫經碑刻作品，但它們卻形象地告訴我們：藝術在互相交融與撞擊以及不同元素的組合中，改變著它原有的結構和素質，從而組建起新的形態，而擇優的組建則又會誕生出新的藝術形態。這種綜合的藝術則是從藝術的綜合中發展得來的。
敦煌卷子的書寫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實用性很強，簡便、易寫、易識、整齊、規範，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則。但熟能生巧，久書成藝，其中就蘊含著極為質樸的審美趨向，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風格。其突出的民間性，成為古代民間書法之大成。在表現上自然，質樸，自由率意，不矯飾做作，不故弄玄虛，機動靈活，簡單易懂，約定俗成，富於創造的鄉土氣息，潑辣大膽，不受任何法度約束，形成一種與宮廷、士大夫書法截然不同的形態。它們比較翔實、清晰地反映了我國漢字演變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反映了中國書法與宗教藝術，特別是與佛教藝術的血肉關係。同時，它們在書法上兼收並蓄，將宮廷上層、諸多名家的書法成就與庶民百姓的書法藝術實踐熔為一爐，創造出大量的書法傑作。因此可以說，敦煌寫卷與敦煌壁畫是敦煌藝術中珠聯璧合的燦爛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