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記載說明，這是一個由移民而引發的新的春節習俗，自明代開始，大量江浙人因屯墾戍邊，或因充軍發配，或因探親訪友來到了蘭州，並在這裏紮下了根。因路途遙遠，有些人再也無法回江南水鄉，思鄉之情無處發泄，尤其是那些想回娘家的婦女，於是隻好在大年三十下午，在男人祭祀家族祖先的時候，觸景生情，已婚婦女隻好在院子哭泣一場，算是對遙遠親人的祝福。這一記載也說明明代移民蘭州的人數之多，其中肯定有相當數量的士人，這就極大地改變了蘭州的人口構成和文化構成。現在蘭州的很多姓氏家族都是在這一時期從南方遷來的。
人才的湧現是與整體文化素質提高分不開的。由於大量具有深厚文化素養的外地人、特別是南方士人移居深入蘭州，對蘭州士人文化的影響力的確是很大的。中晚唐以後，南方的文化風氣一直是十分淳厚的，普通百姓深受影響，就連強盜也對文化人心生仰慕。長江水利網2004年4月22日有一篇《文化重心南移》的文章，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唐朝時，南方詩人李涉途經九江，到皖口，夜遇強盜。強盜問：“什麼人？”李涉的隨從回答：“李博士。”強盜頭目說：“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李涉也不含糊，隨口賦詩一首：“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這個故事足以說明南方文化風氣之濃。由於外來士人的影響，再加上地方官員的大力提倡，蘭州地區文化風氣也開始逐漸濃厚，自明正統後，蘭州士人通過科舉考試，聞名知識界的越來越多，成為有明一代甘肅乃至西北地區士人群體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據《蘭州市誌·教育誌》及其他有關資料顯示，明代蘭州學子登科甲者甚多，計有薦辟2人，進士28人，舉人131人，各類貢生205人。另外尚有武進士、武舉人多人。明正統七年的探花黃諫，能書善畫，著有《書經集解》、《詩經集解》等多本著述。明景泰五年進士段堅，以理學著名，著有《柏軒語錄》、《容思集》。其子段炅、侄曾孫段續、續子段補均獲進士，被譽為“進士之家”。還有諍諫除奸的禦史鄒應龍以及進士彭澤等，都是蘭州著名學者，著述豐富，影響深遠。
據有關史誌記載，有明一代，蘭州地區共有30位本土士人撰寫了71種著作，其中經學方麵的有蘭縣徐蘭《書經體要》等7種；曆史方麵的有蘭縣黃諫《帝王紀年纂要》等4種；軍事方麵的有蘭州彭澤《西征紀事》等6種；醫學方麵的有蘭州沈譯《醫方集要》等2種；農田水利、法律等方麵的有蘭州趙英的《修河類稿》等2種；個人詩文著作及其他方麵的有42種，地方史誌8種。當然，這僅僅是見於史誌記載的，由於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無力刊刻印行而不傳於世，而因手抄流傳而散失，不為史誌所記載者，為數當在不少。在被史誌記載的這些著作中，除肅莊王朱楧命王府官員編纂的《金城誌》、黃諫於明正統年間編纂的《蘭縣誌》、文誌貞編纂的《蘭縣誌》、李泰在明弘治年間任蘭州學正時編纂的《蘭州誌》，彭澤於明正德、嘉靖年間編纂的《蘭州誌》，王德成致仕後輯其父王化遺稿而編成的《蘭州誌》已損毀不存外，其餘大多較為完好地保存著。
說明：上表隻是初步統計，可能仍有遺漏。
應龍忠義，彭大司馬清廉
封建社會的國事一般是由皇帝和士人共同控製的，這在政局穩定時期尤為突出。即使是帶兵打仗的將軍，也多是文人出身或有相當的文化知識。明代，蘭州士人群體中的外來士人大都是藩王、藩王府官員、藩王幕僚、中央派駐蘭州府縣的地方官等，在本土士人中，蘭州士子通過科舉途徑登上仕途的為數不少，湧現出了像黃諫、彭澤、鄒應龍、段堅、段續等一批賢吏，他們或治一縣，或治一府，或在中央，或在地方，都能恪盡職守，廉潔奉公，造福一方，其中的黃諫、鄒應龍、彭澤等還成為政界知名人士。
黃諫，字廷臣，號卓庵，晚年又號蘭坡，明代蘭縣（今蘭州市）人。正統七年（1442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因會試得殿試一甲第三，故人稱“黃探花”。正統十一年（1446年），蘭州修竣金城關，蘭縣建哨馬營堡，應鄉人之邀，撰《金城關記》、《蘭州哨馬營堡記》。天順初（1457），任尚寶卿，出使安南（今越南），升侍講學士。天順四年（1460年），因忠國公石亨案，受牽連，貶為廣州府判。時廣州城內井水鹹澀，他查閱方誌，詢問老者，實地勘查，在越秀山發現甜水井，人稱此井為“學士泉”。不久遭誣陷，押往北京，卒於途中。歸葬蘭州龍尾山。黃諫是明代蘭州知名的學者，為人謙和，博學多才，工書善畫，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著有《書經集解》、《詩經集解》、《補輯帝王紀年纂要》、《從古正文》、《月令通纂》、《使南稿》、《蘭坡集》、《皋蘭縣誌》等多種著作。其《饒歌鼓吹》是一首記述明將堅守蘭州及徐達與王保保定西之戰的史詩，流傳甚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