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12月12日開始寫這本書到現在，已經過去滿滿十個月了，可以說是十月懷胎。
這十個月的生活因為這本小說的存在，像一場大夢一般，此刻終於到了夢醒時分。
雖然距離上本書《聽說海角天涯隻有風能到達》出版沒過多久，但其實在開始寫這本書之前，我已經好幾個月沒寫小說了，因為感覺世界末日臨近，做什麼都沒意義。
結果末日過去了，我還活著，周圍的人也都還活著，於是該做的事還是得做，未完成的心願還是要完成。
這本書比我以往寫的任何一本書都要艱難，我不知道讀者讀的時候是什麼感覺，我自己寫的時候，一直處在才華耗盡的狀態。快寫完的時候，我真擔心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就再也寫不出小說了。
在寫這本書的中途，有幾個很久沒見麵的朋友來長沙辦事，叫我一塊出去吃飯。我是個閑人，沒有理由不答應，席間他們談他們的項目，我隻顧埋頭吃東西。
嘴巴很忙，耳朵卻閑著。雖然來湖南已經快兩年了，但還是不能完全聽懂他們的話。隻聽到他們在那裏一會兒八十萬，一會兒八個億地談著。具體談的什麼項目我不懂，但也可以明白是個大項目。
如果單用金錢來算的話，他們搞這一個項目，大概夠我寫一輩子小說所賺的錢了。
他們一個是主任，一個是主編，一個是公司副總，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混得都要比我好Ｎ倍。當然，我是以金錢的角度去衡量，是以世俗的角度去衡量。
如果是以粉絲的角度去衡量，那我肯定是最偉大的，即使再窮一點，即使落魄到流落街頭，也是最偉大的。但這沒有用，除了滿足一下虛榮心一點用都沒有。
上麵提到的朋友都是最近兩年認識的，無論是雜誌主編，還是報社主任，再或者是文化公司的副總，多少還是跟文化沾邊的。
如果再往過去看，就會看到我的那些非文藝圈的朋友，他們現在大都已經結婚生子，基本上很少出來鬼混，很少跟我聯係了。但憑著以前的交情，我多少可以猜出他們現在的生活，他們一定在經商，無論是販賣煤炭，還是販賣服裝，再或者販賣酒菜，肯定都是在賣著一種東西，賣著一種生活必需品。
這就是他們和我的區別，他們賣的是必需品，而文學，在當前社會，還隻是個裝飾品。
大多數人還不需要這種裝飾，而這種裝飾品的創作者，作家，也就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一種現實生活以外的人。
在某家報紙上，石康說：“在中國，有人認為成功的作家應走這樣一條路：首先，他應是一個社會的道德榜樣；接著，他還要寫出一些受歡迎的作品；再接著，當社會用一些名聲與利益來獎勵他的工作時，他應當對於那些獎勵報之以淡泊的態度。這個態度的具體表現即是，要麼，他視名利如糞土，拒不接受；要麼，他悄悄接受，然後避而不談。前者令常人無法理解，後者虛偽。社會之所以對作家有這種態度，隻是因為缺乏有關作家的信息，他們不了解作家的工作，也不了解作家作為社會個體的實際情況。毛姆曾說：‘作家寫出作品，猶如剛生下寶寶的產婦，你可以抱一抱她剛生下的小寶寶，親一親，卻不能掀開產婦的被子，查看裏麵的血汙。’”
我很讚同石康的這一觀點，於是每寫一本書，我都會在後記裏滔滔不絕地講我作為一個社會個體的實際情況。這實際情況可以用一個詞兒概括，那就是——杯具。
晚上那些朋友要去酒吧喝酒，我沒有去，雖然論酒量的話我是他們幾個的總和，但現在的我不需要酒，我需要奮鬥。
不求奮鬥到數錢數到手抽筋，但求能睡覺睡到自然醒，但求醒來能有書看，沒書看的時候能推著購物車逛書店，一次買上幾十本。
世界末日那天和朋友聚餐到深夜，聚餐結束後，在回住所的公交車上，我開始構思這個小說。
為了寫好這本有點悲傷的關於青春愛情的小說，我又重新溫習了一遍我的少年時光，我的十四歲到十八歲，我的那些早已斷了聯係的朋友以及我們幹下的那些荒唐的事。
那時候在蘇州，我們六個人，有男有女，分別來自上海、南京、鄭州、盱眙等地，我們沒有工作，也不打算去找工作。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離家出走。
小Ａ是因為弄丟了一件貴重的東西，小Ｂ是陪小Ａ出來的。小Ｃ是因為失戀，小Ｄ是因為沒考上好大學。小Ｅ和我是感覺在家裏太受束縛了。那時候，我們都未滿十八歲。那時候，我們什麼也不怕。
有錢的時候，我們去Ｋ歌，去泡酒吧，去大魚大肉地猛吃。沒錢的時候，我們就在街頭閑坐著，幾個人抽一支煙，幾個人吃一塊燒餅。路過快餐店，看到門口有丟下的完整的水果，我們都會撿起來分著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