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澄的葬禮定在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把這一頁曆史翻過去，前麵就是李昂夢寐以求的那一片朗朗乾坤……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了。
因為，另一個黑色的日子擋在了它的前麵。
這個日子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沒有人知道，就在這一天，一場可怕的政治災難將降臨長安，並使得整座大明宮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後來的人們，把這場從天而降的災難稱為——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喋血大明宮
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澄死了，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無不額手相慶。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對帝國的未來也生出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通過王守澄這件事，以及一年來朝堂上發生的一切，李訓和鄭注所表現出的陰險、狡譎和毒辣，足以令所有人不寒而栗。天子李昂讓這樣的人來把持朝政，除了製造更多的政治鬥爭和權力傾軋外，還能為帝國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呢？
其實，人們不難理解文宗李昂急於澄清天下的迫切心情，全力打擊擅權亂政的朋黨、閹黨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起用李訓和鄭注這樣的野心家來做這些事情，無異於“前門驅虎，後門迎狼”，隻能為帝國朝政埋下更為深重的隱患。
換言之，文宗這麼做，隻能叫病急亂投醫。
而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往往是舊疾未愈、新病又發，最終隻能把原本憂患頻仍的帝國，進一步推入更加深重的災難之中。
可是，文宗李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對於李訓和鄭注，他的寵幸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對李訓，李昂更是給予了毫無保留的信任。“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而涯輩（宰相王涯等人）承順其風旨，唯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懾，迎拜叩首。”（《資治通鑒》卷二四五）
自從當上宰相之後，李訓快意恩仇，指點江山，深深品嚐了權力的美味。
在人間絕頂俯視芸芸眾生，真是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
然而，與這種感覺相伴而來的，卻是一絲揮之不去的隱憂。
如今的李訓已然位極人臣，還會有什麼隱憂呢？
有。
李訓的隱憂就是鄭注。
古人常說“一棲不兩雄”，意思是，一個雞窩裏容不下兩隻同樣好鬥的公雞。同理，權力的塔尖自然也容不下兩個同樣野心勃勃的人。
所以，李訓不得不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按理說，鄭注應該算是李訓的恩人。因為李訓當初回長安時，隻是個沒人搭理的無業遊民，要是沒有鄭注的積極引薦和鼎力相助，李訓絕對不可能得到文宗的寵幸，更不可能爬上宰相之位。
但是，就像鄭注發跡之後，為了鏟除通往權力之路的障礙，可以把槍口對準早年的恩人王守澄一樣，李訓得誌之後，為了長保富貴，自然也可以回過頭來對付鄭注。我們說過，對李訓和鄭注這種人來講，世界上除了利益是永恒的，什麼都是浮雲；世界上除了他們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
事實上，早在拜相之前，李訓就已經開始排擠鄭注了。
因為，當時的情況是兩個人都有入相的可能，但是文宗礙於輿論，不可能同時讓他們當宰相，所以，李訓為了奪取相位，就必須把鄭注擠出長安。
那是在九月份的時候，當時王守澄雖已被解除兵權，但是還沒死，於是李訓便以防止王守澄反撲為由，建議鄭注謀求鳳翔節度使之職。因為鳳翔離長安近，萬一王守澄垂死掙紮，鄭注可以隨時調動鳳翔軍進入長安，與李訓裏應外合，共同應對，這顯然比兩個人都窩在長安要安全得多。
當時，李訓是這麼對鄭注說的：“中外協勢，以誅宦官。”（《資治通鑒》卷二四五）
鄭注覺得很有道理，所以絲毫沒有懷疑李訓的用心，立刻向文宗提了出來，隨即出鎮鳳翔。
結果，鄭注才走了幾天，李訓就順利拜相了。
如今，李訓雖然已經捷足先登攫取相權，但他對鄭注的防範卻是有增無減。原因很簡單，此次誅滅宦官集團的計劃，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鄭注要親率數百名鳳翔的精銳士兵，以護送王守澄的棺槨為名，在葬禮上出其不意地誅殺宦官。
可想而知，一旦此計成功，鄭注就成了鏟除宦官的首功之臣，到時候，文宗對他的寵幸和獎賞一定會超過李訓，這對李訓無疑是極大的威脅。退一步講，就算鄭注得到的榮寵沒有超過李訓，他也必定會心存不甘。屆時，朋黨和閹黨既已全部清除，外部的敵人消失了，他們兩人必然會拔刀相向，圍繞宰相之位展開一場巔峰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