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聽完後，笑著說：“公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則不通事理，至察則多疑於物。況且他又是靠欺負孤兒寡婦才得天下的，所以總是擔心群臣內懷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親自決斷，雖然殫精竭慮，勞神苦形，卻未必凡事都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進諫，宰相以下，惟有承順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為認識到隋文帝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種“廣任賢良，高居深視”（《貞觀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對部屬進行充分有效的授權。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的賢名，於是親自召見，問以政道。張玄素就建議太宗：“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李世民對張玄素的建言非常讚賞，隨後將其擢升為侍禦史，並且立即將其建言付諸實施。
張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實就是一種充分授權。如果每個部屬都能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妥善地履行職責，那麼高層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貞觀一朝之所以能夠確立“三省駁議”的宰相製度，讓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分工合作，相互製衡，並且相權還能夠對君權形成有效製約，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於這種授權原則的充分運用。
而張玄素所謂的“考其成敗，以施刑賞”，實際上就是一種績效考核。對此，李世民專門製定了對各級官員的“考課之法”，具體的考核標準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謂“四善”，是指四種優異的工作表現，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所謂“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職守的具體標準，如“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等。根據這些標準每年對官員進行考核，把成績分為九等，報至尚書省予以公布。凡列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進一等增發一季的俸祿；五等無所增減；六等以下則每退一等扣發一季俸祿。這套嚴格的績效考核製度，對於澄清吏治顯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權”與“績效考核”是權力控製的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二者缺一不可。假如隻有刑賞而無授權，那必然會使百官動輒得咎，無所措手足，最終造成帝王的獨裁和專權；假如隻有授權而無考核，那必然會導致君主大權旁落，甚至被權臣玩弄於股掌，到頭來授權就變成了“棄權”。
很顯然，這兩種現象都是錯誤的權力控製方式，其結果隻能是與“天下大治”的執政理想背道而馳。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學，無疑正是“充分授權”與“績效考核”的完美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之治的出現絕非偶然。
恩威並施的帝王術
有人曾經把管理稱為權力控製的遊戲。
如果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博弈的角度來看，此言可謂確論。
我們上麵所說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學，顯然都屬於明麵上的遊戲規則。那麼，除了這些規則之外，李世民在權力控製的過程中，是否還運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覺的禦下手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論是古代的帝王，還是今天一個組織的領袖，在權力控製的遊戲中難免都要運用一些隱性手段。
這種隱性手段在古代稱為“恩威並施”，是一種帝王術。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胡蘿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的話來講，則是——慈母的手中緊握鍾馗的利劍。
那麼，李世民又是如何揮舞這把利劍的呢？
看看李世民如何處理與李靖、尉遲敬德、李世勣、房玄齡等元勳功臣的關係，其微妙之處就頗值得我們玩味，也可以讓我們充分領略李世民的帝王術。
貞觀四年春天，李靖一舉平定了東突厥，為大唐帝國立下了不世之功。凱旋回朝之日，本來滿腔豪情準備接受嘉獎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參了一本。
參他的人是時任禦史大夫的溫彥博，彈劾的理由是“（李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舊唐書·李靖傳》）。
聽到自己被彈劾的消息，李靖就像從三伏天一下子掉進了冰窟窿裏。得勝凱旋的喜悅還沒退去，功高不賞的憂懼已經襲來。
“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
李靖一邊硬著頭皮入宮覲見皇帝，一邊回味著這個讓人莫名其妙的彈劾理由。
天知道溫彥博人在朝中，他是用哪一隻眼睛看見數千裏外的亂兵哄搶突厥寶物的。就算他所說屬實，可自古以來，在外征戰的將士一旦打了勝仗，隨手拿幾件戰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著上綱上線嗎？更何況，相對於平定突厥這樣的不世之功，那幾件所謂的“虜中奇寶”又算得了什麼？